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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同年６月苏共二十八大正式通过了这个纲领草案，宣布苏共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克服人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地参加社会进程；人民的自主意识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国家保护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竞争；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西方发展民主制度经验的借鉴、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对此，美国政论家布热津斯基曾非常敏感地指出： “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表明，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制度，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很显然，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扭转了苏联改革最初的方向，对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影响。
改革经济体制:“完全的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经济“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确立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确立了在1986～2000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4.7%，15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的目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7年苏共6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曾指出：“国内开始的根本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2至３年内保证从过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过渡到民主的、主要是以经济方法、以集中和自我管理的理想结合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后，开始实行了私有制;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
然而，这种“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未能使苏联经济改革取得成效，反而带来了社会生产的严重衰退和经济危机。
一是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据资料显示，1986～1988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为2.8％，1989年下降到2.64％，而1990年则出现负增长，下降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２％，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３％。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８％，劳动生产率增长负９％，国民收入增长负10％。
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控，内外债务大幅度增加。1985年苏联财政赤字是200亿卢布，而1986～1988年年均财政赤字达到了430～440亿卢布，1989年达920亿卢布。为了弥补赤字，银行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高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8.4％，1990年达到20％。与此相联系，内外债务则大幅度增加，1989年内债达4000亿卢布，1990年达5000亿卢布。同期外债由560亿美元增加到700亿美元。
三是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据资料显示，到1991年苏联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缺货；在200多种食品中，180多种缺货。许多大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凭身份证供应和限量供应。在物价暴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89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4100万人，占总人口的1/7；1990年达1/3，失业人口达2000万人。
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消费市场问题的严峻，使苏联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复杂。
改革政治体制：“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改革之初，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参与改革，强调实行“公开性”原则，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让人民知道是需要的。但在1988年预期的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则把公开性推向了极端。他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着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1990年３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年７月苏共二十八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此后，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迅即增多，1990年８月达９万多个，其成员上千万人。许多党派组织都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和挑起民族纷争活动，有的出版自办刊物，登载反苏反共的文章，甚至争相“揭露”和“批判”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黑幕”和“罪行”，大谈沙皇和沙俄时代的“美妙”和“辉煌”。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强调应该“同它们对话和协作”，这无疑加剧了苏联政局和人们思想的混乱。
世界战略格局：“国际关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世界各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赖日益增长的时代，必须学会和平地生活，制定新的国际关系思维。
“国际关系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对外政策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但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曾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现在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所以，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应“由过去以阶级利益为主转变为以全世界人类利益为主”，新的政治思维需要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
“国际关系新思维”提出“我们对新的世界哲学观念，对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的基本认识”，既强调了苏联在国际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阐述了相互合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
“国际关系新思维”提出在对外政策中要采取多种办法选择不同的策略路线达到既定目标。在外交谈判中不要为自己制造死胡同，也不要给对方制造死胡同，要善于迎合伙伴，寻求接触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共采取的对外战略是以军控为中心的缓和战略，具体政策是继续与美国就裁军、消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缓解苏美关系；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大厦”；对东欧实行纠偏、不干涉政策；对中国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调整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解决阿富汗、柬埔寨等问题。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举行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社会主义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并成立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它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作为人代会的常设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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