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多一点光亮”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给经历了几年沉闷统治的苏联注入了改革的活力。他在一个多年实行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主张言论的公开性以及自由选举制、总统制和多党制；他还宣扬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并且最终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他甚至在一个对酒怀着特殊感情的民族里，轰轰烈烈地开展禁酒运动。
戈尔巴乔夫宣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因此，上任伊始，他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作为内政方针的“改革”，一面是作为外交方针的“新思维”。
新思维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理念又被称为“政治新思维”、“国际政治新思维”。在苏联改革进程中，新思维概念又被泛化了，成为制定苏联国内改革方针的理论前提。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革的普遍哲学，它证明国内改革同对外政策的有机联系。”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改革新思维又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思维”的正式提出，是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强调，“国家已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强调，苏共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对社会生产力进行根本改革”。要求在15年内使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在政治方面，提出“进一步民主化”并“扩大公开性”。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要广泛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并“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大会通过了《苏共纲领新修订本》，它在保留原党纲中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世界的多样性”。
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决心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与改革。由于经济改革出师不利，又转向政治改革，政治思想向民主社会主义倾斜。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同时发行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认为“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
戈尔巴乔夫是思想的巨人，是苏共领导人中少有的思想先行者之一。他非常崇拜苏共缔造者和导师——列宁说的：“多一点光亮”，并作为他一系列改革与新思维的思想火炬。
“新思维”的历史背景是：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局面。由于经济体制上的弊端，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放慢，使苏联在冷战对峙中逐渐处于下风。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策略也开始从武装干涉转向和平演变。
“新思维”最初的主要内容是国际政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认为，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以武力为原则的国际政治“旧思维”已经过时，在国际关系领域必须以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代替武力原则，以道德原则来解决政治问题，这就是新思维的基本出发点。戈尔巴乔夫还提出，由于核威胁、全球化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人类生存与死亡的矛盾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应当从属于人道主义伦理原则。
戈尔巴乔夫还把人道主义原则具体化为一个命题：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把这一命题作为国际政治新思维的核心。苏联的外交政策在“新思维”指导下，一方面否定了原有的霸权主义政策，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味的妥协和退让，不仅损害了苏联的民族利益，降低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且助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
戈尔巴乔夫不仅把人道主义伦理原则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还运用于国内生活的一切领域，实现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成为国内改革新思维的出发点。他认为，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核心命题是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从这一命题出发，可以演绎出社会主义所信奉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因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说明人有一种绝对的价值，这种价值本身就是自由；每个人都有这种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必须尊重他人的价值，即博爱。他还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理念，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就是完全的民主，因此，人道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价值观出发，戈尔巴乔夫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人所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照搬到苏联。在经济纲领上，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政治纲领上，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建党纲领上，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建党纲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在思想文化纲领上，宣扬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民族关系纲领上，主张以革新联邦制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关系“民主化”，削弱联盟的集中领导权。
改革社会主义理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国内外一片改革呼声中上台的。上台后即着手改革，并特别重视改革理论的建设，极力倡导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为其改革寻求理论基础。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用“完善社会主义”代替“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毕竟为时尚早”，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理论，以人民自治为中心勾画了社会民主化的新蓝图，提出了具体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应该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还是能够一分为二的。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曾指出，“十月革命做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的成就是巨大和无可争辩的”，“列宁的形象是崇高的，列宁的遗产是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取之不尽的源泉”，他还自豪地回顾了工业化、集体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经济恢复的巨大成就。
但随着苏联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却越来越偏颇。1987年后，由对斯大林的批判转为对苏联模式的全盘否定。1988年６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形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化、开放性和公开性；实行各民族真正平等制度；实行和平对外政策。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