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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经济体制不改革的框架下，到1988年末，苏联总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更加失调，1986～1988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低于号称“停滞时代”的1981～1985年。
经济改革受挫以后，戈氏片面地把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现行政治体制。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身份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却是以一种苏联普通平民的心态和很不成熟的知识分子的语言，把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称为“官僚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他在各种公开的场合猛烈抨击苏联的政治体制，使得苏共和苏联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党内极端分子和分裂主义势力极为赞赏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推行，造成苏联社会的极度混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主派开始与苏共争夺权力。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公开与苏共分裂。共和国的权力落到了民主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的手上。整个苏联社会严重动荡。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应更加紧张。军队也开始出现不稳的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开始失控。
书生气太过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以后，却不能给苏联一个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识形态，不能给国家的改革开出符合实际的建立新体制的药方。他放手把意识形态的重建交给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极端思潮，把新体制的解决寄托于命悬一线的政治改革。那个由他一手提拔起来又被他亲手打下去，一度被称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叶利钦，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极力提倡的公开选举的方法，夺取了苏联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权。改革和国家的失控并没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读的那么多的书，也没有在这个国家多难的时刻为这位国家领导人带来一点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天真地想到了“总统”这个称呼的实用性。他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他试图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子。1990年6月，依照苏联民族政策和宪法，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发布了主权宣言。
苏联的解体已经初露端倪。假如这个时候在苏联全国采取强制措施，也许苏联还有一线期望。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有闲心去海滨度假，他在尽情地享受着一个世界大国领导人在生活上无限的快乐。
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副总统亚那耶夫为首的苏共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实行“紧急状态”，控制了在黑海之滨度假的戈尔巴乔夫。但令这些企图最后挽救苏联免于崩溃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经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改革”和对苏联及苏共的猛烈抨击，苏联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信任，军心混乱，军队竟然认为没有必要为挽救现存的这个国家去做任何事情。政变仿佛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政变中要控制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叶利钦竟提前离开了莫斯科，去往遥远的阿拉木图“访问” 去了。“紧急状态”仅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
更为可笑的是，这个经历危机还处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位子的充满学者味的戈尔巴乔夫，在被勇敢的叶利钦从休假地解救回来以后，竟还继续天真地想从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叶利钦的饭碗里去分一点残羹。还在与叶利钦等原苏联境内新成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讨论所谓“联盟”问题，为了他的“联盟”，他在叶利钦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苏共的命令，进而又宣布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察机关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进而又同意与叶利钦在非常时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职务”。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个已经一钱不值的所谓“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钱不值的苏联总统的位子不被取消。他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仅有的一点象征性的权力马上就要被他的“合作伙伴”彻底取消了。
从广大前苏联人民，到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前苏联的崩溃都抱有一种后悔和惋惜的心情，虽然得到了民主和自由甚至更多的人权，但却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国家的尊严。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那次改革开始，是装了一脑子的西方民主思想投入改革的，是抱着对现行体制十分憎恶的心情来进行改革的，是没有任何后续手段就对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做改革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了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的位置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主要领导人。他一开始就急于打破现行的体制，而完全没有为新体制的建立做出任何准备。他在苏联人民还没有为接受陌生的西方民主、自由做好思想准备时，就天真地大力推进这种思想。他崇拜美国，但却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算计他的，也许他自己对“民主”、“自由”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尤其在实践上更是一窍不通。
戈尔巴乔夫年轻气盛，而且读过很多的书，说起话来理论一套一套的，做起事来也似乎有些魄力，在平常他确实能够迷惑一大批崇拜理论的人。但往往这些空洞的理论在险恶的政治实践中是最无能、也最有害的。时隔10年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党，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领袖人物，面对敌人的攻击就会束手无策；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戈氏的另一段话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出他面对俄罗斯现实做出的反思：“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
在俄罗斯能做出这种对比和反省的绝不仅限于这位前领导人。从俄政府决定恢复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为俄罗斯国歌，普京总统下令重新恢复“斯大林格勒”，俄高层领导提出要将苏联时代的红五星作为俄军军旗图案和军徽图案等一系列变化中，可以看出曾在俄罗斯执行的与前苏联“划清界限”的政策已告终结。
叶利钦：“技术力学”。叶利钦以工程技术专家的身份在地方上担任了多年党的领导职务，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很相似，也就是说，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似乎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都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望。
但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叶利钦的性格像很多技术官僚一样，讲求实用和功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破釜沉舟，敢于直接否定苏共的一切包括否定苏共的创始人及其思想。这也造成他后来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在决策、用人和治国方针上一再出现失误。可以说叶利钦是在戈尔巴乔夫这片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叶利钦就在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那个遥远的地方心安理得地当他的第一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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