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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未来的“交锋”
“强势”是一种统治力，或者说是力的分解与合成，也可以说是“政治力学”，作用、反作用于民主与专制、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边缘”。
没有谁能够像普京这样将俄罗斯国家重要机器摆弄得这样整齐和乖巧：与戈尔巴乔夫不同，普京不是在“拆”或者“建”国家机构，而是通过改变国家机器中的成分和部件达到“控制”的目的；与叶利钦不同，普京不是寻求一个国家机器与另一个国家机器相对峙和平衡，而是将所有国家机器都串联起来形成政治合流。
新权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是法的权威、合理性的权威和对人人平等的公共权威。
自由、权威、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三个重要标志。
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命令与服务，统治者之所以能发号施令，就在于他掌握号令国家机器的权力，并且有着个人的威望。服从是建立在对权力和权威认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一个掌握或拥有权力的人，必须拥有使人服从的威信和威望。
在古代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是通过打天下夺取政权取得的，其后继者的权力和权威是靠血缘继承获得的，下级官僚的权力和权威的获得除了有血缘因素，更多的是靠科举考试和上级长官提拔委任获得。在现代社会，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主要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和威信结合起来，成为政治领袖的行政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东方古代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社会，其政治形式都是权威政治。其区别在于权力和权威的获得是靠什么方式。如果是以军功为基础建立的权威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可以称作“军功权威政治”，如果是以民众选举为基础来执掌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是民主权威政治。
新权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威，它不是历史上以人的愚昧无知为基础的神权，也不是以暴力和恐惧为基础的专制王权，而是法的权威、合理性的权威和对人人平等的公共权威。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比较民主地产生权威，从而扩大权威的合理性基础；二是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通过民主这种“修槽”的机制来防止新权威沦为旧权威。
从新权威的意义看，“强势”是一种统治力，或者说是力的分解与合成，也可以说是“政治力学”，作用反作用于民主与专制、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边缘”。
统治≠强权：治道的解析
从统治到治理：“矩阵力学”。近年来，世界政治科学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政治模式的变化，即由传统的政府统治向现代的社会治理演变。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统治和治理的主题、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
超国家共同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本形式包括区域共同体，典型的有欧盟、东盟等。民族国家的性质及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重大变化。
从政治主体方面看，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统治正在逐渐减少，而以公民和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治理则在逐渐增多，人类所梦想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将在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中成为现实。
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民主、人权、法治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的普遍价值，而专制独裁则将失去其最后的存在基础。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这一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过程，将同时发生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基本的层面上。
具体来说，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社会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承担维持秩序、调节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职能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它们一起构成了国家的和国际的某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调节形式。这些主体相互依存，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以达成共同立场为目标进行协商和谈判，通过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次上的冲突问题。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商”是治理的三个关键词。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差别并不大，但实际含义却有很大不同。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构，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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