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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由车臣武装叛匪头目巴萨耶夫和国际恐怖分子哈塔普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一时间震惊了俄罗斯朝野。当时的联邦安全局长、国家安全秘书普京临危受命，开始担任俄罗斯总理职务，直接领导打击国际恐怖分子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造成的威胁。当普京目睹莫斯科接连发生两座居民楼爆炸案的惨景之后，从牙缝里冒出了一句嫉恶如仇的话：“要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马桶里！”
2002年的10月23日傍晚，普京成功解决了震惊世界的千名人质被劫持事件。普京总统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大将风度，再一次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一片喝彩。2002年11月10日，普京总统飞赴布鲁塞尔参加俄罗斯-欧盟领导人峰会。在会议结束后会见外国记者时，一位法国媒体的记者试图把车臣反恐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责难俄罗斯“滥用暴力”。普京一下子被激怒了，他又一次从牙缝里冒出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话，我请你到莫斯科来做手术，我们有最好的专家为你解决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在政治领域，俄罗斯这个民族崇尚强势人物，并一直为强势人物所支配。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一直到列宁、斯大林，这些领袖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进程的无序状态给俄罗斯带来了混乱，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期待一位年富力强、有主见的人物来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这时，普京担当起这个角色。在俄罗斯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普京上台后就展示出强硬形象，并以类似“救世主”的形象为俄罗斯人所接受。
自俄罗斯帝国诞生以来，俄罗斯人从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国、强国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人的心中。普京的“灵活”外交政策促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得以上升，并重新给了俄罗斯人一个全新的强国梦。
《俄罗斯报》曾经开列出一系列与前苏联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有关的数字——
普京是继安德罗波夫之后，第二位由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直接升任国家元首的政治家；
普京是继列宁之后，第二位能够直接阅读和流利地用外语进行直接交流的国家领导人；
普京是继叶利钦之后，直接根据宪法程序，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普京是继列宁和戈尔巴乔夫之后，曾经获得过正规高等教育学历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对于一个在俄罗斯前帝国首都圣彼得堡出生、成长、接受教育的人来说，普京的头脑里始终闪现光辉的“彼得大帝”和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宪法第81条规定，“同一个人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连续超过两次”。普京2000年3月首次当选总统，2004年连任，2008年卸任。然而，俄罗斯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挽留普京的声音“此起彼伏”。2007年10月18日，在回答国内百姓提问时，普京肯定地说：“2008年，克里姆林宫将出现一位新主人。”
如果说普京的第一个任期标志着“叶利钦时代”的终结和“普京时代”的来临，那么他在2004年的再次当选，则意味着俄罗斯开始走上“普京路线”的强国复兴之路……
普京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论者崛起的，但他是一个开明的中央集权论者。2008年，普京两任总统届满，“普京主义”的强权大势、“普京路线”的强国治道、“普京情结”的强人偶像，成为新的“彼得大帝”，已被俄罗斯人所认同。
“普京主义”:以民主形式实现集权。普京上台执政时,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叶利钦的宪法，同时，基本上保留了叶利钦的政治体制,但是,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却完全没有叶利钦时代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而是出现了一个自独立以来所没有的相对稳定。
在意识形态上，普京建构了一种超越党派意识的“俄罗斯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深受俄罗斯当代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院士的影响。利哈乔夫通过对俄罗斯历史特别是20世纪后期诸多事件的反思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大弱点是好走极端。普京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出任总统后，谨言慎行。所以，俄不少媒体把普京描述成为一个“克制力极强，鲜有过激行动；左右逢源，深谙柔道之术”的人。
普京的内政外交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认识的结果。内政方面，他对各派政治力量基本上兼容并蓄，使派系纷争不仅没有对其权力地位构成威胁，反而使其在调整利益矛盾时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外交方面,他强调平衡外交、东西兼顾，非常讲究韬略之术。
因此，对“普京主义”的争论比较多。有的人说他是“民主派”、“保守派”、“人道的自由主义者”；更有人说“他是一位倾心于戴高乐主义的实用主义者，不可能用刻板的意识形态公式定格他的立场观点”。甚至连普京本人也表示，自己是一个把任何一项纲领只当成一种补充措施而不是法令的实用政治家。这就给“普京主义”更增添了一圈神秘的光环，也使各派的政治纲领都能在“普京主义”中找到影子，也就使任何一派都不可能成为普京彻底的反对者。
在政党体制上，反对派极其式微，甚至基本上成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从而能够确保政治稳定。叶利钦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以俄共为首的政治反对派势力强大，每一项施政措施都受到来自俄共的挑战。但是，1999年12月俄罗斯第三届国家杜马组成后，政局出现了有利于稳定的迹象。尽管俄共仍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但亲普京的“统一”全俄社会政治运动得票率紧随俄共之后，出人意料地成为杜马中的老二。也就是说，俄共不再是左右杜马的力量了。议会中各派力量的重组与协调，形势明显有利于上任伊始的普京。
普京是一个崇尚政党竞争和向往成熟政党体制的人。在200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就强调:“在一个民主生活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普京于7月12日签署并颁布实施。《政党法》出台后，为了着眼于2003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各政党都根据该法的规定，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从而使俄罗斯政治上出现了改组、联合和建党的新高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4月，中派力量“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联合组建的“统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成立后，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已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也就是说，这一政党联盟的成立，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从而使俄罗斯政治上出现了百年罕见的中派占主导地位并掌握政权的现象。与此相反的是，右翼力量受寡头势力臭名声的影响继续呈弱势；而左派俄罗斯共产党则在2002年4月的“杜马风波”中丧失了杜马中的全部领导职位，同时，俄共的温和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俄共元气大伤。而在2003年12月选举的第五届杜马中，“统一俄罗斯”党正式成为杜马中的龙头老大，而且得票率把俄共远远抛在后面。左翼力量严重被削弱，而政治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有利于普京政府的顺利运作。
在政治运作上，普京构建了“集权型”的权力支柱。叶利钦虽然权力超强，但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权力支柱，完全是靠与金融寡头们和地方势力做政治交易而维系其权力地位的。前者在叶利钦政权的大力支持下获得迅速发展，是“政权的衍生物”，但他们崛起后又迅速左右叶利钦政权，并要挟政权进行利益争夺，使叶利钦政权近乎成为寡头们的傀儡。而后者在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的过程中则更是时时不断地向叶利钦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要权，直至主权，从而使帝国崩溃的余波不断地冲击着岌岌可危的联邦政府。普京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宦海历程中亲历了这一切，所以，在两任的总统生涯中，他构建了高效、成熟的四大权力支柱：强力集团、圣彼得堡帮、“统一俄罗斯”党及拥有技术的温和改革派。通过以前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强力团体，普京控制了俄罗斯的“强力部门”；通过圣彼得堡帮，普京控制了克里姆林宫；通过“统一俄罗斯”党，俄国家杜马变成了普京的助手；通过温和改革派，普京得以校正俄罗斯的转型航向，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可以说，凭借这四大权力支柱，普京巩固了政治地位，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政治权力架构。别斯兰事件以后，普京又进行了政权的重组，不仅要改变国家杜马的选举形式，而且地方主要的领导人也将由联邦总统提名，最后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垂直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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