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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初，叶利钦已感到国内政局动荡不可避免。他开始起用亲信来巩固阵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开始注意其貌不扬，但办事干练、头脑机灵的普京。据说，叶利钦仔细研究了普京的个人档案，从而得出结论，此人可委以重任。于是叶利钦下定决心，挑选最强硬也最稳定、最可靠也最忠诚的普京做自己的接班人。
1999年7月，叶利钦在回答《消息报》记者提问时首次对外披露，他已经找到了继承人，但他现在不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一时间，各方人士都在绞尽脑汁猜想这个秘密继承人是谁。人们列举了许多人的名字，但谁也没有想到普京。普京此时已集两个重要职务于一身，初露锋芒。但他善于韬光养晦，没有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当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后，俄罗斯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才是叶利钦所说的“继承人”！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必须找到能够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而不是顾及这会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有什么影响。应当让那些能够舍生取义、名留青史的人来掌权。”
叶利钦于是在大选前半年突然宣布辞职。叶利钦的解释是：“应当给普京一些时间，让人们习惯他，开始理解他，对他进行评价。在此之前，人们知之甚少。而他应当审时度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大胆表现自己。”
普京的民主派身份、克格勃出身，加上其在内政外交方面表现出来的强硬的“铁腕”政策，决定他不能走回头路。作为“继承人”，他能保障俄罗斯继续沿着叶利钦开创的既定道路走下去。俄罗斯局势需要一个“民主派”+“铁腕”的领袖。普京没有历史包袱，与苏联政权没有多大的瓜葛，反对派几乎难以找到对他下手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上台以后的表现，消除了叶利钦的心病。一是坚决打击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取得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二是俄国经济开始有所好转，虽然得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提升，但毕竟扭转了国内生产总值多年负增长的局面；三是国家杜马选举顺利完成，并在两个半月内使“团结”选举联盟“从无到有”，一举夺得杜马第二大党团的地位，改变了反对派在议会占主流的局面；四是普京人气上升，国内的支持率节节上升。因此，叶利钦趁普京走红、反对派士气低沉之时，将普京推出。促使叶利钦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直接动因是“团结”联盟在杜马选举中获得的出人意料的胜利。正是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叶利钦在1999年12月21日下决心提前辞职，并把这一决定直接告诉普京。
俄罗斯媒体曾称普京为“黑盒子”，认为他总是予人高深莫测之感。普京的神秘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职业特点造成的。在情报部门长期工作的人，必然会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工经历也的确练就了普京的沉稳和深藏不露，练就了坚韧的性格和极强的耐力，喜怒不形于色。
普京从22岁开始进入克格勃成为职业情报军官，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克格勃工作的，西方媒体甚至直称普京是“克格勃之子”。
克格勃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简称，成立于1954年，但是其历史应该追溯到1917年成立的“契卡”。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右翼社会党人和沙皇政府的残余势力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西方的情报机构积极参与了反苏维埃活动，各种暴乱此起彼伏，“契卡”的成立正是为了肃清形形色色的反对势力和破坏活动。1917年12月21日苏维埃政府就发布法令，授予“契卡”特别司法权和执法权。“契卡”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是，特别司法权和执法权，也使“契卡”处于超越于法律和司法执法机构之上的地位，它只对布尔什维克中央负责，这就为后来的苏联安全情报系统的恶性膨胀和无法无天创造了条件。
1922年２月，“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设立的，直接向中央委员会负责。除了反间谍和肃反以外，还监视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审查新闻、电影和文化出版物。1930年苏联政府明确规定保卫总局有驱逐、强制劳动和判处死刑的权力。1933年又规定它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镇压一切破坏活动”。1934年苏联进入国际联盟，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开始从事国外的间谍活动。
1954年３月13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决定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划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直属部长会议，一直到1978年，克格勃成为国家级机构，正式的名称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普京在选举前夕谈到自己在德国的工作，当然是抽象的，不可能透露具体内容。他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北约）的计划等等。”“工作包括发展线人、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发到中心。信息包括政党的动态，内部的趋势，他们现在的和潜在的领导人。重要的是掌握谁在做什么、怎样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谈判对手的立场等。”
普京在德国５年，工作和生活本身使他得以就近观察联邦德国社会和经济的运作。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曾经长期在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生活过。普京虽然是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瑞士，他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切身的体验，特别是是对市场经济的直观了解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事实证明，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外派的经历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官员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比较开放，也因而比较务实。普京在担任俄国总理和代总统之后，曾经多次表示过对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感，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推动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做法，深表钦佩。欧洲的舆论评价说，普京的工作作风很像德国人，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在克格勃特工中与众不同。
一位曾和普京合作的军官说：“克格勃的整个行动计划都在普京的血液中流动。他有高度的自制能力，行动十分小心谨慎，不苟言笑。他很聪明，从不夸耀自己，从来不引人注意，但是成效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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