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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的独裁有其特点，大体上表现在对他所控制的权力机关的独裁，是一种机制内的独裁。而对老百姓来说，叶利钦给予了较大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缺乏物质保证的自由。寡头们垄断了媒体，许多居民并不能真正行使这种自由。俄国人历来有信奉好沙皇的传统，实际上他们对不好不坏的沙皇也能接受和容忍，对暴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会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叶利钦允诺给予自由民主，过富裕的生活。他在危急关头所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保证了你们的自由!目前对美好天堂的向往尚不可得，但将来一切会有的。”这种期待使广大居民默默忍受暂时的苦难，他们都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坏沙皇的时代去。在这种乱世，老百姓既希望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又害怕重新回到过去大镇压的年代、人人自危的世界中去。因此，在199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时，多数居民就在两害相权中选取了叶利钦。
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这种极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成就了叶利钦的“新权威帝国”。
“民主”的想象止于“极权”：一种实用的统治谋略。2001年12月，叶利钦对俄罗斯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对其八年的总统生涯做了自我评价，他说自己“作为俄罗斯的首任总统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犯过“策略性”错误，“不是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犯影响到俄罗斯历史和其发展的战略性错误”。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辞职。对叶利钦上任时所承接的政治遗产与他离任时所留给其后任的“财富”这两者进行比较，可提供另一个参照系，从中能够看到叶利钦值得骄傲并可以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正如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所说：“叶利钦在离开自己位子时留给自己继承人的，是一个多少已经得到巩固的政权，是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心态已发生有利于加强国家、军队和联邦关系的转折，是已经出现的要结束俄罗斯国家分散状态的决心，是站在普京身后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团结的阶层，这批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行政、金融资源,保证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里还应加上一种政治资源，那就是杜马中的大多数能支持执行权力机构和克里姆林宫，这种资源是叶利钦总统在他整个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国家建制这个方面，叶利钦交到普京手里的机构体制要比他自己在1991年时得到的那个机构体制有效得多了。”这些就是叶利钦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正面的举证，正如普京上任时所说的“国家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指经济大衰退以及由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事态。
俄罗斯转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整个国家发生了制度性、根本性变化。但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最基本的标准是看其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标准，不难得出两点基本的结论：第一，由于叶利钦时期社会变革付出的代价极其惨烈，这种变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第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频繁的政治斗争对社会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效应。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对比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出路的过去，仅此而已。然而，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时代，一个国家耗费近十年的时间纠缠于政治斗争，而任凭经济长期衰退，就算它取得了某些政治变革成果，这些成果又有多少意义?
叶利钦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方式破坏了僵化的苏维埃制度，试图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破坏旧制度的任务，然而建立新制度的历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在这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经济下滑、国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惨重代价。
更可悲的是，俄罗斯耗费十年时间取得的民主成果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叶利钦建立的是大权独揽的“总统集权制”，议会权力相对很小，无法形成真正的权力制衡；司法权从属于执行权力，其独立性受到严重干扰；舆论工具被权力和金钱所操纵；党派利益、集团利益至上严重干扰了决策的科学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腐败和利益的私相授受仍是社会普遍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在一个既没有民主经济基础，也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真正健全的民主制。
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造成社会结构剧烈而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居民沦为赤贫阶层，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而靠政权扶持、培育起来的私有者阶层从整体上说又十分软弱、自私、贪婪，难以承担支撑国家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叶利钦时期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原因之所在。这种政治斗争与其说是民主的反映，不如说是社会分裂的表现。
叶利钦是俄罗斯民族处于探索时期的总统，他的矛盾性实际表达了民族发展中的彷徨。俄罗斯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一夜间告别了过去，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他们向往西方，却不知道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叶利钦是一个“党派化”的总统。叶利钦“改造”俄罗斯的方案、所追求的目标，都说明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总统。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逆者”，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一方面加剧了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深陷党派斗争的旋涡，从而模糊了作为总统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彻底否定过去的选择最终使他保住了权力。从这一点来看，与所有政治领袖人物一样，叶利钦的错误和正确是并存的。对于一个处于探索期的民族来说，产生叶利钦这样一位充满错误和矛盾的领袖人物，恰好表现出身处探索期的民族的不成熟性。
叶利钦是一个“革命式”的总统。由于叶利钦事实上的党派总统身份，使得他所坚持的改革战略往往得不到多数党派和议会多数的支持，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方式推行改革方针，即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激进的方式迅速贯彻各项改革政策，并通过不断改组政府来“校正”方向，使其不偏离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但是，这种“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式不能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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