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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公决的结果，尽管否决了提前选举议会的可能性，使总统的第二件利器难以使用。但是，总统本人及其总统推行的经济政策却得到了参加投票的多数公民的认可，使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利于叶利钦的转变。
全民公决之后，围绕制宪问题，总统与议会展开了第四个回合的斗争。叶利钦乘全民公决略胜一筹的优势，准备投掷第三把利器——通过新宪法，结束“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此，总统步步紧逼，使议会只有招架之势，无还手之力。他撇开议会，另开制宪会议，试图在制宪会议上，一举取得通过总统制宪法胜利。
但在1993年6月5日开始的制宪会议却不尽如人意，断断续续进行了37天，才在7月13日通过了一部兼顾各方意见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虽在原则上肯定了两院制议会，但毕竟只是“半成品”，总统制宪法依旧是遥遥无期。总统的第三件利器仍然不灵。
叶利钦决定三件利器并用，与议会进行决战。他准备好了解散议会的命令后，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1993年7月27日，叶利钦解除了得到议会支持的巴兰尼科夫的联邦安全委员会部长职务，发出了决战的信号。随后，他发表了要向议会开刀的激烈言辞。紧接着他又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历数议会罪状，宣布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决战作了舆论准备。其后，叶利钦以鲁茨科伊有营私舞弊之嫌为由命令暂停其副总统职务，还颁布了《关于俄联邦副总统代理俄联邦总统某些职权的命令》，规定没有总统的命令，副总统无权得到总统的权力。同时，任命被议会否定的盖达尔为第一副总理、任命戈卢什科上将为俄安全部长、任命洛博夫为安全委员会秘书，从而为决战作好了组织准备。最后，叶利钦还视察了捷尔任斯基师等两支部队，取得了军队指挥官对其效忠的保证。
“白宫”曾经是叶利钦击败“8·19”事件的地方，他正是从这里开始接管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然而在以后的权力斗争旋涡中，“白宫”已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白宫里的议会官员已由昔日的盟友变成今日的对手。他决心再一次扫除自己政治道路上的障碍，甚至不惜流血、动武，尽管这样冒极大的风险包括他的政治声誉。
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在签署了《关于俄联邦宪法改革命令》之后，于当晚8时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开始了铲除议会的最后决战。针对总统的行动，议会立即给予了反击。对此，总统采取一系列措施：剥夺议会财产；封锁通往议会大厦——白宫的道路，向白宫周围增派军警；切断白宫的供电、供水、供暖以及电话，并发出最后通牒。但议会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双方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在此期间，叶利钦拒绝了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者的调停方案。两个星期后，10月2日，议会的支持者与包围白宫的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0月3日，上万名议会支持者冲破防线，聚集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白宫露台上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随后，支持议会的群众和军人冲击了“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和莫斯科市府大楼，两名警察死于开道的汽车轮下。一时间，局势陡然又趋紧张，难以控制。
这时，在莫斯科乡村别墅度周末的叶利钦闻讯后立即返回市内，宣布莫斯科市实行紧急状态，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并开除其军籍。随即调政府军于10月4日晨7时包围议会大厦，8时叶利钦终于下令政府军发起炮火进攻。重型炮弹在议会大楼里频频爆炸，700名特种兵在T-80重型坦克和3架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攻击下，攻下了白宫，迫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等人向政府军投降。持续了一年多的两权之争，终于在叶利钦的重炮之下以议会的失败而告终。
在叶利钦签署了停止俄罗斯立法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命令之后，俄选举委员会宣布于1993年12月12日举行新议会选举和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决。11月9日，叶利钦颁布了新宪法草案。这是一部总统制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它赋予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12月l2日，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总统制国家政治体制为叶利钦控制局势提供了宪法保证。尽管叶利钦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但根据这一宪法，叶利钦至少将在总统位置任期至1996年。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主要在于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很糟糕。
事实上，1992～1993年、特别是“白宫之战”期间，不同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超级总统制：“新权威主义”帝国。从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
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此时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五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经济发展的转变。俄国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19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民主“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只在俄罗斯出现。其实，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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