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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旗手到专制君主
叶利钦以“民主派”起家，上台后实行总统极权制，是一个集民主、独裁于一身的人物。他本人从不讳言自己是“新沙皇鲍里斯”。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政局不稳，经济一团糟，许诺许多，但从未能兑现。一句话，他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困境，走出危机。1999年弹劾总统时给他列出5项罪名，尽管没有通过，但却超过了议会的一半票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连续执政8年，在总统选举中最后得到多数的支持，连任总统。尽管多次病危，但仍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击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这在俄国历史上确实是罕见的。
从1991年到2000年，叶利钦执政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从“民主旗手”起家，逐渐转向“专制君主”。
一个没有思想的政治家：“民主拯救者”。第一阶段从1991年“8·19”事件到1992年中盖达尔辞去代总理之职。这是叶利钦崛起为俄国第一号人物、瓦解旧体制并全面推进激进改革的时期，是叶利钦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
“8·19”事件后，叶利钦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态赢得很高声望，成为俄罗斯乃至全苏联实际上的掌权者，而被“救”出的戈尔巴乔夫则大权旁落。到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便从名到实、从权力到声誉都达到了顶峰。
1992年初，叶利钦开始全力依靠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进经济转轨，但半年之后便因“休克疗法”引起的社会反应及议会的抵制而难以为继。到年底盖达尔下台，当时的“中派”——“公民联盟”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标志着俄罗斯改革的“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叶利钦凯歌行进的岁月也告终了。
从转轨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叶利钦的两个失策无疑加剧了困难。第一，在“8·19”事件后、苏联解体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苏联、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维持联盟以度过转轨时期的唯一机会，政变后戈尔巴乔夫彻底转向民主派，与叶利钦之间已无路线分歧。而这时叶的声望正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对许多加盟共和国拥有影响，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象征，在国际上比叶更有声望。另一方面，仅从当时核控制的角度，国际社会也不希望苏联解体，而愿意看到一个制度剧变后“亲西方”的苏联仍维持某种统一。因此，叶、戈合作挽救联盟，至少存在延缓其解体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个人恩怨和权力欲，也由于反政变胜利冲昏了头脑，叶利钦这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傲慢无礼，俄罗斯实际上在拆联盟的台，致使联盟在仅仅四个月间便迅速解体。不能说叶利钦不想维持以俄为中心的联盟，但他至少没有认真帮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只有40%多是制度变革的“成本”。
也是由于“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使叶利钦陶醉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急于给联盟找麻烦的同时，却没有因势利导地改革俄罗斯自身的权力体制，使俄罗斯带着苏联时期选出的议会（苏维埃与人大）和宪法进入了“激进改革”。这个宪法对议会与总统的权力没有明确地划分，一旦双方产生分歧，就会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混乱状况。这个议会具有很大权力，其多数成员在旧体制下拥有权益，他们虽然在“8·19”事件中支持政治民主并拥护叶利钦，但难以接受激进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在“休克疗法”引起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与社会上的抵制力量结合，成为叶利钦的反对派，使“休克疗法”在议会的强烈抵制下实际上只实施了半年便告流产，由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其实，如果叶利钦1991年8月以后抓住时机改选议会、修订宪法，他在次年的经济改革中就会得到议会的更多配合，“休克疗法”的结局可能会大有不同。至少也会比后来断断续续的“多次休克”、“长期休克”付出的代价小一些。
苏联解体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叶利钦一直以亲西方的面孔出现，他宣传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主张实行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如在前苏联时期的“8·19”事件和1993年的俄罗斯“十月事件”中，叶利钦都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和帮助。
叶利钦采取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是由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决定的。叶利钦希望与美国顺利裁军，发展与西欧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尽快卸下沉重的军事包袱，集中精力复兴俄国经济。叶利钦更指望西方提供经济援助，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贸易和技术交流障碍，使俄罗斯迅速摆脱严重经济困境。叶利钦还期望在西方的帮助下，早日加入欧洲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他甚至盼望“回到天然伙伴和盟友的行列中”去，把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和经济与西方溶为一体。
叶利钦的外交政策受到西方国家的热烈欢迎，然而，这种亲西方的外交并未达到他预想的结果。西方国家援俄大多有口惠而实不至，离叶利钦的期望较远，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不满增加。叶利钦开始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转变。
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条例》。这年11月，他又主持通过了《俄罗斯军事学说基本原则》，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恢复和巩固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以这些思想为指导，叶利钦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他采取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经济与军事联系的方法，来实现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最大的国家利益：经济上，俄罗斯转向独联体各国提供优惠条件，并拨款4000亿卢布，供各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并同白俄罗斯签订了给予种种优惠的经济联盟协议；军事上，俄罗斯决定在各国长期保存一定的军事存在，建立了30个军事基地，并与6个独联体国家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开始了以6国为主组建联合部队的行动。
叶利钦继续加强与西方大国的伙伴关系，同时强调西方国家应重视俄罗斯的利益，并开始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性、甚至是强硬性。如在波黑问题上，俄罗斯反对美国动武和取消对穆斯林的制裁；在安理会表决对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进一步制裁问题上投了否决票；提出解决波黑问题的四点和平计划，促使联合国通过在波黑建立安全区计划的836号决议。
叶利钦还坚决反对中欧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防止北约的防线移至俄边界。他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说：“北约要排除俄罗斯扩大成员，就意味着走上对欧洲和世界新威胁的道路。”
叶利钦把外交重点从西方转向全方位之后，更加重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亚太邻国的关系，俄罗斯与韩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为显示其大国地位，叶利钦及其政府还积极参预国际事务。除波黑问题外，俄罗斯还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中东希伯伦惨案发生后，俄罗斯迅速作出反应，派出第一副外长、总统特使、外长，接连前往中东进行穿梭访问，分别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领导人会谈，希望在中东和解问题上留下俄罗斯的印迹。
把意志注入权术：从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拎出要害并解决它。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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