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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制也不愿平白无故地改变，它能适应任何情况。戈尔巴乔夫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
从理论上而言，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着一副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但在实践中，他是何等地惧怕痛苦的破坏和急剧的转折。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甚至8月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仍极端痛苦。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他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戈尔巴乔夫已陷入万丈深渊、在劫难逃了。
俄罗斯的怪诞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因为他惧怕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1989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直至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钧之力而雷霆轰鸣，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
电视评论员每天都用联盟的解体呀、国内战争呀吓唬人民。我们的立场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摧毁性的立场。用国内战争吓唬人是很容易的。我看许多人已经当真地在等着战争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要解释清楚联盟的改革不是联盟的解体。
我对电视观众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尔巴乔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
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未必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利钦决定公开出击，他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利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说：“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战而胜之：“天生的政治家在整盘棋开始时就锁定了最终目标”。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纪念儿子在出生后受洗时所经历的生死考验，父亲给他取名鲍里斯（意为斗志)。
叶利钦贫寒的家境，艰苦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倔强好斗的性格。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建筑专业，考入了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开始在建筑行业工作。他从基层工作干起，一年内竟掌握了12门专业技术。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魄力使他步步荣升，从工长到工段长，又任总工程师，建筑局局长。1961年，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6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后升为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呆就是30年，成为州里名噪一时的头号人物。这时的叶利钦还只是蜗居在一州之隅，称不上是全国性的政治家，但对权力的渴望已深深地召唤着他。
1985年，与叶利钦同龄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实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大批基层干部走进了苏共中央领导岗位，戈氏此时看中了以前在工作中认识的同僚叶利钦，将其调到莫斯科，任命他为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叶利钦终于迈出了从地方政治人物到全国性政治家乃至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关键一步。
也就是这一年，叶利钦陪戈尔巴乔夫去苏联石油重地秋明视察，在那里还认识了当时的国家天然气工业部部长切尔诺梅尔金。秋明之行，大权在握的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工作能力和作风更为赏识，一手提他出任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年底又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叶利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短短几个月，莫斯科33个区的区委书记就有23个被叶利钦罢了官、免了职。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公开发难，对改革的进程、对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作风，其中包括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他说：“目前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他的发言破坏了几十年来在权力堡垒中形成的行事规则，引起了轩然大波。27名与会者纷纷起来反驳，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本身和发言中所作的种种评价，其动机并非是对现状的担忧，而是与他个人品格中的某些缺点有关，傲慢、自负、好斗、左倾如此等等。他们还谴责叶利钦所批评的一切是在社会革新的重要时刻分裂党、企图破坏最高领导层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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