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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自己的所谓“理想”，对自己的国家和本人意味着什么。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戈尔巴乔夫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实际上，一个美满的世界从来只会存在于想象中，而不可能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出现。那么，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残酷与斗争的现实世界，就几乎永久是人类生活之常。
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苏联消亡对原苏联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10余年里每年减少120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商业精英的58%、政治精英的71%，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70%左右的国内经济。再一个就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改革的理想冲动及其限度。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当然不是坏事，没有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仅仅在道德上高尚、有理想主义冲动，却远不足支撑起一个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
一个政治家是否合格称职，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确实能够造福于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都不过是花拳绣腿。换言之，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灾难，那么，这样的政治家同样不能免于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是看他是怎样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理想，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绝对化的理想所产生的，往往是反现实的结果。在深明这一层道理的人们当中，那位既做过出色的学者、自身又曾经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此就感慨甚深。作为一位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智者，在卸职之后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理想。”基辛格似乎说中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恰恰是按绝对理想来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纲领，他更像学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但戈尔巴乔夫分明是在为“永垂青史”而强制了每“一个瞬息”，他忘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里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跨越的局限。
一个无视权术、只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却不适合于担任国家领导者的大任。道德理想是政治家心灵中永恒的天道，政治家要永远为这个心目中的天道而奋斗，但这个天道，是作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来展现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太在意历史过程中的道德性，事与愿违，自己实际上扮演的是永恒天道的仇敌。
政治家首先考虑的事情是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逻辑，它会与思想的逻辑有所重合，但又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去遥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一心希冀建立起国际联盟的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参与巴黎和会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不能处在同一空间呢？那位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所作的总结乃是：政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它无法以确定的准绳作为指导。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好的思想者，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还不能说是错误的，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远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成了一个至少可以在思想上确定的物质。“民主”、“自由”、“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率先在思想上“超前”了，然而他的国家如何呢？
199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在听了后者对苏联艰难改革的情况介绍后说：“……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与小国家不同，一个超级大国要想实现转型，它转变的半径也会比一般国家要大几倍，这是苏联国家的“实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实然”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苏联解体之后，他在思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仍这样写道：“我们在摒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他眼中，“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与“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在用这种绝对两分的观念来指引苏联改革的时候，不言而喻，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工作，是“另起炉灶”，而不是“创造性的转换”，因为他没有领悟到改革的限度。
实际上，指导戈尔巴乔夫展开其行动的那些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都是成问题的。1991年3月，在“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苏联国家已因内讧而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原先是“总书记”、此时已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为保存国家的完整性，竟乞灵于“公民投票”。他以为“全民公投”式的“现代合法性政治”，将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几次公民投票，虽然“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不无忧伤地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70%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一个国家成为国家之后，是选择统一还是分裂，无论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则都不是由投票来决定，主权问题是不能“民主化”和随意讨论的。
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词中，他还说：“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人类利益”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来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主义”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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