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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苏共中央提议召开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了《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报告。该报告驳斥了对改革的一些指责，但重申了“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的原则。这次大会上争论激烈，各种派别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措辞尖刻，气氛十分紧张。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直接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即赞成票占75%的结果再次当选总书记。而进行副总书记的选举时，利加乔夫只获得了18%的选票而落选，伊瓦什科当选为副总书记。利加乔夫表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而不是战略性的分歧。
叶利钦则继续进行他对党的破坏活动，提出了要没收党的财产、追究反酗酒运动的责任、苏共解散在国家机器中的组织、还要求共产党改名等，他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反感。戈尔巴乔夫要求叶利钦澄清其反党言论，于是叶利钦和“民主纲领派”要求退党。大会立即对撤消叶利钦的二十八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表决，结果94%的代表支持将叶利钦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八大有失有得。所得是：多数代表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在完全民主的情况下投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通过了名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反映了多数苏共党员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在危机时刻仍可以实现团结；将叶利钦从苏共队伍中清除出去，减少了党内激进民主势力的活动。而所失是：这次大会没有制订出应对危机的切实方案，而且苏共联邦化成为现实，削弱了苏共战斗力。
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代表们民主表决的基础上通过的，代表了多数党员的真实意愿。该纲领是苏共用自己一百年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写出的回顾、反思与期望，杜鹃啼血，字字珠玑，几乎每一行都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眼泪和心声。
戈尔巴乔夫的无奈选择：全民公决和新奥加廖沃进程。由于政治狂热和各共和国离心力的加强，以及雷日科夫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雷日科夫宣布在1991年改革零售价格，并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结果造成全国的抢购风潮，囤积居奇现象严重），1990年秋天商店里商品匮乏，排队现象严重，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与购买力严重脱节。当时苏联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示威、辩论选举等活动，这种政治狂热必然会影响到生产活动。当年，苏联国民经济下滑4%，1991年又下滑11%。经济的困境大大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1990年夏天，尚有56%的居民支持戈尔巴乔夫，而到了冬天，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比例只有13%。
由于叶利钦已经控制了俄罗斯联邦，故经济改革纲领没有叶利钦支持是无法执行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激进民主派的非建设性再次暴露无遗。他们对雷日科夫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不屑一顾，另起炉灶由经济学家沙塔林制订了“500天计划”，即在500天之内过渡到市场经济，具体到每一天要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灭赤字也规定得一清二楚。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要把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500天计划”综合起来，提出了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总统方案”。实际上，雷日科夫的方案本身就够激进了，而沙塔林的方案极度激进。因而，貌似折中的“总统方案”实际上也是一个激进方案。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折中两面都不得罪，但没想到结果恰恰是两面都得罪了，但相比之下雷日科夫更有涵养、更懂得负责，支持了总统纲领。
1990年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签署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结果以356票赞成、12票反对和26人弃权获得通过。从这个表决结果来看，多数代表也是持折中立场的，希望经济稳定。但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再次找茬，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总统纲领是“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无视1.5亿居民”等等，并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该纲领。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回击，他说叶利钦“把涉及国家切身利益的稳定经济的纲领变成施展政治手腕的对象”，不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提出“实质上对立的调子、尖刻的言辞”。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破坏者本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遗憾的是他被他自己确立的“民主”原则束缚住了手脚，没有及时把叶利钦赶出政治舞台。
同时，以雷日科夫为首的稳健改革政府遭到了激进民主派的猛烈抨击，一年中提出了六个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雷日科夫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尽责，当时苏联经济出现的问题当然不是由他一人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在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和激进改革派屡屡找茬的情况下，他心力交瘁、满腹委屈，终于在1990年12月26日的“人代会”上爆发，发表了措辞尖锐的回击，而后突发心脏病住院，辞去了总理职务。
雷日科夫辞职后，戈尔巴乔夫又棋错一招：提名原苏联财政部长帕夫洛夫为苏联总理。提名此人做总理令苏联和全世界分析家感到奇怪，因为此人一向政绩平平，为人不正派，夸夸其谈，性格十分古怪。他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理人选，尤其不能承担危机时期的总理工作。果然，帕夫洛夫上台后不久就宣称要打击“影子经济”，于1991年1月23日停止1961年版50卢布和100卢布的大额钞票流通，结果不但没有打击“影子经济”，反而造成民怨沸腾，给激进改革派平白送去一份政治礼物；在激进民主派尖锐指责之后，他的辩解更令人大跌眼镜，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他们掌握了80亿卢布，打算将这些卢布突然投放苏联，把苏联经济搞垮。帕夫洛夫近似梦呓般的胡言乱语遭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嘲笑，就连克格勃也赶紧发表声明，表示不知道外国银行有此“阴谋”。戈尔巴乔夫在这种危机时刻选用此庸人，真是致命的错误。
叶利钦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制造混乱，使得戈尔巴乔夫逐渐转向强硬派一边。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促成了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并同激进改革派拉开了距离。整个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都在与激进改革派做斗争，直到“8·19”政变为止。1991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阅兵和群众集会，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消息表明，期间，戈尔巴乔夫甚至考虑过采取非常措施“解决”掉叶利钦等人。
戈尔巴乔夫转向强硬立场，遭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坚决反对。其中，谢瓦尔德纳泽竟然在“人代会”上不同任何人商议突然提出辞职，并且呼吁：“民主派同志们，你们逃走吧，独裁正在来临……我要辞职，这是我个人的贡献，也是对独裁的抗议。”不久以后，雅科夫列夫也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相继辞职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全部班底均已众叛亲离。
但是，新联盟条约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对采取不流血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签署新联盟条约，再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给拒绝加入联盟的几个小共和国施加压力，促使其加入联盟，解决好联盟分权问题，平息分离主义；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假如没有“8·19”事件，或许他可以成功。因为联盟的四个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联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联盟。
面对气势汹汹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联盟解体的危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慎用武力，以谈促变”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里分离主义闹得凶，就派军队吓唬一下，让其收敛；同时通过谈判满足加盟共和国一些要求，保持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因为有些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领导人根本就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野心家们一旦掌握了权柄，就不会主动让出丝毫。15个加盟共和国中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都明确拒绝加入这个谈判。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应当采取果断行动，杀一儆百。可惜，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派出军队犹犹豫豫地进去，遇到对抗就灰溜溜地出来。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但没有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反而是向分离主义分子示弱，加剧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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