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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共的前途，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谓精辟。他说：由于过去只有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几乎全在苏共内部。多元化以后，苏共必然分裂。右翼激进派认同资本主义，其理由是西方国家生活好；左翼激进派要求回到过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后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处境最为艰难，既要为过去的错误和今天的危机负责，还要建设无人建设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好是左、右两个极端派都从苏共分裂出去，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人退党，但党不会垮；除非各共和国没收苏共财产，宣布苏共非法。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从赫鲁晓夫“综合征”到苏共的政治“绝唱”：俄罗斯主权宣言。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所警惕的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是敌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敌人；而保守派也是敌人，但他们是谁呢？当年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些人，苏斯洛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人，谁在公开场合表明过他们是反对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戈尔巴乔夫对来自暗处的敌人，必须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进行到1989年年底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如同走独木桥般左右平衡，时而支持左派打击右派，时而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以艰难地推进他的改革，同时艰难地维持苏共的权威。可以说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必背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又不是现实的掌权派，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煽动性，很快争取到了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或者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局的动荡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处境更为艰难，支持率不断下降。1990年，由于煤矿工人大罢工和社会持续动荡的影响，苏联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负增长的比例约为2%。煤矿工人成了叶利钦要挟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叶利钦还公开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使得民族问题骤然紧张。戈尔巴乔夫只好来灭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镇压方面优柔寡断。
这是一个难题：要么把改革淹没在血泊中，要么改革因国家分裂而失败。
而保守势力则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关。问题还在于戈尔巴乔夫区分不出谁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他们除了拉出队伍组织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以外，并没有明确宣布加入这个派别的人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戈尔巴乔夫始终无法挣脱赫鲁晓夫梦魇。
利加乔夫是个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没有反对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在具体实施、何种限度上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恰在此时，持极左派观点的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我们不能背弃原则》的公开信，公开反对改革。由于该信发表时恰好因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利加乔夫代理总书记职务，顿时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赫鲁晓夫第二”的梦魇。其实，利加乔夫并无此心，否则，历史的演化不是这个样子。利加乔夫可能认为“公开性”过了头，而且是“一边倒”，因此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舆论，却没想到触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痛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立即从政治局清除利加乔夫，但把他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调为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仍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识形态。但随着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日益下降，利加乔夫实际上被架空了。苏共二十八大上，利加乔夫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投票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
雅科夫列夫写过一本书《一杯苦酒》。从这本书看来，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彻底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的人。一些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执行的是雅科夫列夫的思想，这是欠妥的。他们两人的某些言论有相似，但最重要的区别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而雅科夫列夫显然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一直致力“重建”、“革新”社会主义，他至今肯定十月革命的选择，认为全盘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是不正派的。而在雅科夫列夫眼里，苏联只有罪恶，能获得的只有诅咒。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个貌似“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人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并信任他，确实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例如，1988年立陶宛独立运动高涨时，戈尔巴乔夫曾派雅科夫列夫去了解情况，结果雅科夫列夫竟然鼓励分离分子，令他们喜出望外。回来后又撒谎说那里一切正常，并向政治局建议和波罗的海国家搞个邦联，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此后波罗的海独立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而1991年7月27日——改革最艰难的日子里，雅科夫列夫宣称自己不相信苏共会革新，并确认“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为叶利钦效力去了。
为了摆脱“赫鲁晓夫梦魇”的困扰，戈尔巴乔夫实行了权力重心由总书记向总统的转移。但是，这种权力转移进行得十分不成功，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最高苏维埃、政府之间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导致政出多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后，戈尔巴乔夫在短时期内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很多次人员还未明确分工就又改组机构，加剧了权力中心的混乱。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失去了驾御全局的能力和清晰的改革思路。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为了建设美好的生活在努力，叶利钦则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忘我地破坏这种美好的生活。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这个人可以不顾一切。叶利钦明白，如果不架空联盟中央，他这个“总统”就是徒有虚名。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一降再降，但仍然有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应付联盟危机的唯一人选。在联盟层次，不但要看民意支持率，而且还要考虑各共和国的立场，而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则是支持戈尔巴乔夫。这样，叶利钦始终无法在联盟层次与戈尔巴乔夫对抗，他转而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架空联盟中央。
1990年5月30日，叶利钦刚刚当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就表示要俄罗斯获得主权。当然，他还为这种行为戴上一个光环：“只有共和国的强大，苏联才会强大。”接着，在激进民主派的鼓噪下，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主权宣言》，随即叶利钦处处宣称自己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不对联盟中央负责，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盟法律。这种公然闹独立的行为鼓励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叶利钦为了抢夺权力结成对抗中央的统一战线，亲自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分子打气，并且唆使俄罗斯联邦内的各自治共和国抢夺权力和中央财产，为车臣分裂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从此宣布独立成风，《主权宣言》漫天飞，苏联事实上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当然，联盟中央仍然存在，统一的军队尚未瓦解，各共和国人民要求苏联统一的呼声还很强烈，几十年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但是，在与野心勃勃的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地位极其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博弈之中，早已被全面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戈尔巴乔夫毫无还手之力，处处被叶利钦等人牵着鼻子走。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的独立在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其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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