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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投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骗子。
正是他一手导演了1720年世界股市史上第一次重大股灾，史称“法国密西西比股灾”。
他就是约翰·劳（JohnLaw）。
劳对数字的兴趣从14岁开始，那年他被父亲领到会计室工作并迅速沉浸其中。1688年父亲去世后，他带着继承的遗产离开苏格兰，先后在英国、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多年。
游历生活既使他熟悉各国的贸易和资源，不断充实经济理论与素养，又使他坚定地树立了一个信念：没有纸币，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繁荣。
但这仅仅是理论，这些年里他的成功主要显示在赌博方面。他出入欧洲各国首都每个有名的赌场，为自己赢得财富的同时也获得名声，人们都认为他是同时代最精于计算、善于利用错综复杂机会的人。
若在太平盛世，劳大概就是一位精明的赌徒，仅此而已，可惜时势使然，将他推到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劳将为实行自己的理念进行一场世纪豪赌。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生前喜欢奢侈品，倡导高消费，大肆透支。他死后掌管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填补哥哥生前留下的财政窟窿，伤透脑筋。此时法国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对外债台高筑，对内每年税收入不敷出。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使用传统伎俩，下令重铸货币，新货币的金属含量只有原来的4/5，货币虽贬值1/5，但流通时还按原面值交易。借助这个计谋政府的财政压力稍稍缓解，然而国家整个商业操作变得一团糟。
翻开中国古代史，在铸币上做文章与民争利，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就有人干过，此人乃大名鼎鼎的改革家——王莽。
王莽出台了号称史上最复杂的币制改革方案，在他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关系更复杂，有幺布、幼布、厚布、差布、中布、壮布、弟布、次布、大布。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此外，还有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宝货。
一个大布值十个小布，一个小布值两个大钱，一个大钱值五十个小钱。一个乌龟壳值十个贝壳，一个贝壳值半个大布。一个错刀值十个契刀，一个契刀值十个大钱，一个货布值两个半货泉……
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被搞得如坠雾中，把脚指头用上去也算不清货币之间的换算关系，私下里还用西汉的五铢钱交易。
王莽三次币制改革中最不得民心的做法就是偷梁换柱，如新币中的大钱，每枚只含铜十二铢，重量仅为五铢钱（重五铢）的两倍多，却硬性规定“一值五十”，即每枚大钱可换五十枚五铢钱，由此带来两个祸患，一是私铸钱币，一是流通混乱。老百姓不肯接受所谓的新币。
很多人看到这里或许都会感到纳闷，法国人也好，西汉人也罢，为何对钱币的金属含量如此挑剔，反正有法律明令的面额，不是照样流通吗？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政府信用。
政府信用是货币流通的保证，更是发行的纸币的基石。
怎样衡量政府信用呢？简单地说，如果法国老百姓拿不足量货币换足量货币，如果王莽“新”王朝统治下的老百姓拿新币换五铢钱，无论数量多少，政府都应该给予供应，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承认不足量货币，久而久之成为通用货币。
问题是政府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它改铸的出发点就是想捞一把。因此整个法国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贸易极度萎缩，社会经济危在旦夕。在这节骨眼上，劳出现了。
他刚刚在卢森堡为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大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你的计划感兴趣，你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法国推向了深渊。
劳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相对疲软，他还建议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
国计民生、国家荣誉，劳都考虑到了，而且有理有据，由不得摄政王不动心。
当然事实证明，劳比王莽高明不了多少，都是失败的“经济学家”，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动乱。
但当时劳的建议对法国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焦头烂额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决定大胆起用约翰·劳。
1716年5月5日，法国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一道建立一个名叫“劳氏公司”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资金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分为12000股，其中1/4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从此踏上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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