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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杰姆拜伊的妈妈就把他摇醒，该温习功课了。
“不要，求你啦，再睡会儿，就一会儿，”他在床上拧来扭去，闭着眼睛，不一会就能再睡过去。母亲是黑漆漆的庭院里的一个幽灵，将冰冷的井水泼向他隐形的自我，她那农妇的有力的手腕挥动着，恶狠狠地擦洗他，用油揉搓他的头发，他知道这是为了促进大脑发育，可感觉就像是要把脑仁搓出来。
杰姆总是给喂得过饱。每天先是一大杯鲜奶，上面黄澄澄地结着一层油脂。妈妈拿着杯子递到他嘴边，直到喝光了才放下，这时他像头重新浮出海面的鲸鱼，大大地喘一口气。胃里塞满了奶油，脑子里装满学习，脖子上挂了个小布袋，里面放着樟脑丸驱避病魔；浑身上下都给念了咒，脑门上用大拇指印了红的黄的吉祥痣。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去了学校。
杰姆十四岁的时候在班上排名第一，校长麦克库先生把他父亲叫来，建议他儿子参加本地律师资格考试，这样他就可以在地方法院里找到工作。“聪明的孩子……他有可能到高级法院工作呢！”
父亲走出学校，忖量着，如果他真能办到，他就能走得更远。他自己可以做大法官，不是吗？
他的儿子有可能，可能，一定能！父亲在法庭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一个洋洋得意的司法体系的捣乱者，儿子则坐在父亲对面的位置上。他也许是地方司法行政长官或高级法院法官。在炎炎夏日里，黝黑的脸上顶着可笑的白色假发，他砸下手中的锤子，裁断一桩桩伪证操纵的案例。父亲在下面，儿子在上面，他们将掌控司法，由上至下。
他和杰姆拜伊分享这梦想。简直像童话故事一样，太棒了，父子俩兴奋不已，也许是因为这梦轻飘飘地直飞云霄，不再受逻辑控制，它开始有了形状，感知到压力。要不是他们的极度天真，父子俩很可能一败涂地；要是分析过逻辑可能性而选择了低一点的目标，他们就绝不会获得成功。
在内务部工作的印度人额定数是百分之五十，这数额从未招满，甚至都没有接近过。高级职位空缺，高级职位空缺。低级职位却一向没有空缺。
杰姆拜伊获得奖学金进入会督学院念书，之后乘坐斯特拉斯内弗号前往剑桥。回国后，作为内务部的成员，他被分配到乌塔普拉德什邦的某地工作，远离家乡。
“那时候有好多佣人，”厨子对赛伊说。“当然啦，现在只有我一个。”他十岁就开始干活了，薪水数额只有年龄的一半——五卢比，那时他在一家俱乐部的厨房里做最低等的杂役，他父亲是那儿的甜点师傅。
十四岁的时候法官雇了他，月薪十二卢比。那个年代，许多小常识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去下一个营地前要把一罐奶绑到奶牛的身子下面，到晚上奶就自动搅成了黄油；把伞打开，伞尖冲下，上面蒙上蚊帐固定好，肉放在里面，既可以随身携带又不怕苍蝇叮。
“我们总是出差，”厨子说，“一个月里面有三周在外头。季风时节，天气实在太糟的时候，我们才不出去。情况许可的话，你外公总是开车，可是那一带几乎没有公路，河上也不建桥，所以大多数时间他只好骑马。偶尔也会骑大象穿过丛林地带，蹚过急流的深水。我们走在前面，一队牛车，上面堆满了瓷器、帐篷、家具、地毯——什么都有。队列里有脚夫、通讯员、一个速记员。车上还装着放在浴室帐篷里的便携式马桶，牛车下面的笼子里甚至还有鸡，都是外国种的，比我知道的任何鸡下的蛋都多。”
“你们睡哪儿？”赛伊问道。
“我们在各个村子里搭帐篷：给你外公的是一个大得可以给马戏团用的卧室帐篷，还附带浴室、更衣室、客厅和餐厅。帐篷都很大，里面铺着克什米尔地毯，摆着银质盘子，你外公就算在丛林里用餐，也要穿上黑色晚礼服，打着蝴蝶领结。”
法官盯着棋盘，早年的记忆火一般地炙烤着他，当回忆转向他在内务部当巡回官员的日子，他不禁舒了口气，心中略有一丝甜蜜。
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他不断发号施令，日渐气定神闲。他享受着让他超越阶层的权力，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被这出身钉住，动弹不得——看那个速记员，还是婆罗门教的，晚上不是还得爬进旁边那个小小的帐篷，而他杰姆拜伊，国王似的斜歪在柚木雕花大床上，床上还挂着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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