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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坐着，玛特趴在他腿上。枪是他在印度内务部任职时用的。一杆英国伯明翰轻武器公司产的五连发滑膛枪，一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杆荷兰—荷兰公司的双管步枪。甚至都没藏起来锁好，大厅尽头有一排刷成棕绿两色的诱捕用的假鸭子，落了很多灰，枪就堆放在上面。
“噫，都锈了。怎么不好好保养呢？”但显然很满意他们的虚张声势还颇有成效。“我们也一起来喝下午茶吧。”
“茶？”赛伊因恐惧而有些木木的。
“茶和点心。你们就这样招待客人吗？就让我们这么回去？外面怪冷的，也该吃点东西暖和暖和啊。”他们互相看了看，又看看她，上下打量一下，挤挤眼。
她如此强烈而恐惧地感觉到自己的性别。
厨子一直躲在餐桌下，他们把他拽了出来。
“啊呀，啊呀，”他双手合十向他们祈求道，“求你们了，我是个穷人，求你们了。”他举起双臂，矮下身子好像躲避拳头。
“他什么都没做，放开他。”赛伊说。看他受到羞辱，心里很难受，但他唯一的办法是进一步羞辱自己，这让她更不痛快。
“让我活着见我儿子吧——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我是个穷人——饶了我吧。”
这种台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加工润色，一代代传下来，穷人需要这样的台词；脚本永远都一样，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求人怜悯。厨子本能地知道如何哭求。
这些熟悉的台词让男孩们更容易进入角色，简直就是他送的礼物。
“谁要杀你？”他们对厨子说，“我们只是饿了，没别的。你家老爷会帮你的。来吧，”他们对法官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法官一动不动，持枪男孩又把枪指向玛特。
法官一把抓住她，把她藏到身后。
“太心软了，老爷。你也应该把这善心用在客人身上。来吧，摆好桌子。”
“茶太淡了。”他们一副婆婆的口气，“盐放得不够。”
“有香烟吗？”
没有。这把他们惹恼了。明知水箱里没水，他们照样在厕所里大便，臭气熏天。完事后总算要走了。
“说‘廓尔喀万岁’，”他们对法官说，“廓尔喀人的廓尔喀王国！”
“廓尔喀万岁！”
“说‘我是个傻瓜’。”
“我是个傻瓜。”
“大声点。听不见，大人，说大声点。”
他用同样空洞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廓尔喀万岁！”厨子说。赛伊接着说：“廓尔喀人的廓尔喀王国！”其实并没人要求他们说什么。
“我是个傻瓜。”厨子说。
男孩们嘻嘻哈哈地下了游廊台阶，走入迷雾。他们提着两只箱子，箱子表面包裹着黑色锡皮，上面印有白色字母，一只上写着“J.P.帕特尔先生，斯特拉斯内弗号”，另一只写着“S.米斯特雷小姐，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正如来时的突然，他们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二月。赛伊十七岁，她和数学老师基恩的恋情还不到一年。
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北侧的噶伦堡镇——也就是退休法官和他的厨子、赛伊、玛特的居住地——据报道正酝酿新一轮的逆反，山中汇聚人员和武器密谋暴动。这次都是些印度籍尼泊尔人，他们厌倦了在一个明明他们是主流群体的地方被当做少数民族来对待。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至少是自己的邦以实现自治。这里，印度、不丹和锡金的界限不明，不断的战争、背叛、交易；尼泊尔、英国、印度、锡金、不丹都参与其中；从这里盗走大吉岭，从那里夺去噶伦堡——尽管，哦，尽管迷雾如一条巨龙降临，模糊了边界，使之消失于无形，令边界的描绘显得非常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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