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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干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共党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以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子。
他们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后来在1974年至197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他比胡乔木小一岁，盐城同乡——1913年2月出生于盐城庆丰乡东乔庄。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到盐城的教会学校准美中学上学。后来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胡乔木和乔冠华有着同乡、同学之谊。
乔冠华帮助胡启东找到了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既没有在大学学习，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何况生了病。他就向组织请了假，随父亲暂且回老家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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