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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为市政府工作。我负责整个城市屋顶的安全。必须保证没有人不小心从屋顶上摔下来。为了哪怕是一个不知什么原因被父母遗弃在屋顶上的三岁小孩,爬不上一个高度、宽度、平衡性以及其他十五个指标都不达标的护栏,我必须定期经常检查那些粗制滥造的栏杆。具体地说,就是爬到屋顶的檐口,穿着破胶鞋站在几十米的高空作业。这项高空散步工作本来是落到每次执行任务时专为我扛测量工具的那人头上的,可这家伙患有眩晕症,两米以下的栏杆都拒绝爬上去。他面试的时候撒了谎,说他的内耳非常好(他对于内耳是否有一点常识,这是个疑问),也许他回答“不,我的内耳一点问题都没有”,跟他回答“是的,没错,我认识这个作曲家,尽管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一样。有些人就是这样,让你从可笑的谎言中清醒过来,这时候你就会强烈希望谈话能换一种形式。我没有勇气揭穿他的谎言。每次我大胆地扮演走钢丝的特技演员的角色吊在半空中,他都吓得尿裤子,而当我有惊无险地从上面走过时他简直惊呆了。这个蠢货,他差点哭鼻子。好吧。我们只能保证一般人不会在半空中朝前跌倒。除非有人推他。但是很显然,即使他被人推倒,我也不会被指控犯某个技术性错误成为罪人。凡是在被确定为安全的屋顶上发生的自杀事件,我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然而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当一个悲痛欲绝的人从我视察过的屋顶纵身跃下,我一定会被通知,就像通知他的家属一样。
“医疗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内出血太大。”
即便他自杀未遂,情况也一样:第二天,一份关于这个自杀者的完整档案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至于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由于害怕被看作是个冷血动物,我从来不敢质问,这些在沥青马路上摔得粉碎的可怜的倒霉蛋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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