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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汉密尔顿的反联邦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上演了一场反联邦主义风暴。汉密尔顿嘲弄这些人为“游击队”，这些人也就指控汉密尔顿这些联邦主义者愚弄了国民。一位新英格兰州的反联邦主义者声称：“一个联邦政府是不足以让国土辽阔的美国长期处于民主旗帜下的。”［24］而一位反对加强政府权力的宾夕法尼亚的反联邦主义者甚至说：“他们恐怕也想通过人道的方式来控制地狱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奴役大多数人是权力的本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人在众人面前疾呼：“我们奋斗的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自由！但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你同意了这部集权的宪法，那我们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吗？”“不能！”众人怒吼。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表述了类似的言论：“如果这部宪法颁布了，那就意味着国民在自掘坟墓，我们是得不到自由的。”一个在场的人是这样解释的：“民兵认为是他们打败了英国统治者，这是他们在自由的感召下获得的殊荣。但现在却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荣誉和胜利果实，他们当然不会同意。”
但最后还是汉密尔顿胜了，经过一系列娴熟的政治手段（包括允诺颁布《权利法案》），宪法最终还是被批准了。汉密尔顿顺应民意催促华盛顿就任总统一职，但这时的华盛顿却只想着退居芒特弗农庄园。汉密尔顿呼吁华盛顿要有责任心，如果因为他的离开而导致新政府倒台的话，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所有建国者都要“承担罪名，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却没有给国民带来希望”［25］。
华盛顿同意了，并被代表们一致选为总统（当时的代表不是由国民而是由州立法机关选出来的）。他随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参议院马上就同意了这个任命，一星期之后国会按照新宪法的要求批准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呈交一份构建公共信用的计划。1790年1月，立法机构同意给汉密尔顿三个月的时间来整理他的想法、准备他的方案。
当轮到立法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汉密尔顿给的帮助比他们想要的还多。他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提出：要对全国的财政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因为他曾讲过一个稳定的政府要在财政方面进行集权的管理。
后来，汉密尔顿又开始着手反击民主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国债是悬在国民头上的一把剑！他说，事实恰恰相反，国债是“国民的一把保护伞”。［26］因为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财政支出大于税收收入的情况，在紧急事件出现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美国人对此深有感受，因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是用金钱垒起来的。美国的国债史很短，再加上原来的美国政府机构混乱，所以它借债的利息都很高。吸取战争时的教训，汉密尔顿说：“一旦一个国家的信誉受到了怀疑，它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每一次可能的债务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场噩梦会一直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一直持续到要偿付这些债务的时候。”美国的商人很早就知道要有一个好商誉的重要性，而汉密尔顿只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运用到了国家事务上罢了。
让国债有价值比得到低利率贷款更有意义。政府的债券吸引投资者购买它，并很自然地将它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国债的持有人是希望有一个联邦政府的，同样汉密尔顿也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他们是最先受益的人。”将这些人的物质利益同政府联系起来，汉密尔顿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方式来保证政府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上看，联邦政府就有必要向国民发行债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拧成一股绳、集中财力办大事。“如果所有债券的持有人都从同一个地方（联邦政府）取得收益的话，在分配公正的情况下他们会得到相同的收益。”
汉密尔顿接着说：“而如果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州政府）取得收益的话，就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路线。债权人们能够结成同盟形成统一的意见，对于一个政府的安全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不仅发行国债将成为泡影，国家还可能会陷入妒忌和斗争之中。”
国债还有另外一个仁慈的好处。尽管宪法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有铸币权，但它并没有提印制货币的权力。因为当时的美国缺少铸造货币的金银，它的经济全部依靠交易中获得的外国货币。汉密尔顿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扩大贸易（尤其是扩大同英国之间的贸易），但是他也清楚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仅依靠外国的货币根本满足不了美国经济的需求。发行纸币是必要的，但战争也揭露了纸币的弊端，因为对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来说，纸币的发行量仅取决于印钞机的印钞能力。和平的到来减轻了这种问题但没有完全根除它，官员们还是倾向于减少对债务的支付额，你很难要求那些政客们放着印钱这样简单的方法不用而靠征税来满足支出的需要。
发行国债就可以解除这种印钱的诱惑。首先，如果能有很好的保证，政府的债券完全就可以当做货币来流通。一旦国民相信这些债券可以按面值兑换的话，任何靠贬值搞投机的做法都会消失。再者，债务的规模——货币的发行量是在国务院的控制之下的。尽管在汉密尔顿的时代货币理论正处于萌芽状态，但人们相信货币增长率同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尽管如此，在汉密尔顿之前还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控制货币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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