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二章 激情岁月(5)

    1991年年底，这起兼并案正式实施，国有独资的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挂牌成立。而意气用事的宗庆后“主动为市政府分忧”，不仅全盘接收了杭罐厂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超过2 200名员工，还领头立下军令状：半年内扭亏，让杭罐厂重振雄风。

    兼并后的第二天，《杭州日报》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就是曾去娃哈哈调研的杨新元和市委办公室主任杨树荫（现任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在报道的右首，是由沈者寿亲自命笔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杭州日报》以鲜明的倾向，毫无保留地对兼并表示支持与肯定。

    有了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支持，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宗庆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规定“不拉帮结派，唯德唯才是举；不吃大锅饭，论功论绩奖励”，在厂内推行“黑板干部”、“奖勤罚懒”等一系列新举措。到兼并之后的100天，杭罐厂实现了扭亏为盈。

    对此，《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而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后来有观点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在1991年宗庆后进行的这场“资本运作”中，宗庆后即对产权关系相当重视，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

    在那之前的企业改革中，无论是“放权”还是“政企分开”，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关系问题。政府仍然是企业“天然的管理者”，既是资产拥有者，又是资产的支配者，而企业实际经营仅仅是个“影子法人”，这是各种侵权、干涉、摊派、扯皮现象难以杜绝的根源。而娃哈哈现金收购杭罐厂之后，企业资产固然是国有的，但娃哈哈拥有了真正的法人财产支配权，政府无权干涉它的经营活动。

    宗庆后日后强势的行事风格也可从中略窥一二。例如，兼并之初，宗庆后拍板决定停掉亏损严重的罐头生产线。当时，杭州郊县临安香菇丰收，大量产品积压，市里有关领导希望他协助销售。宗庆后表示，原本与杭罐厂签订了供货合同的部分菇农，他可以按照合同酌情补贴损失。至于其他菇农的销售问题，“那是政府的事，跟娃哈哈没关系”。

    对于彼时的宗庆后来说，他或许更加关注市场“成绩单”——1991年，娃哈哈集团创产值2.5亿元，税利4 000余万元，两项指标均比上年翻了一番。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 933万元，流动资金2 842万元，专用资金4 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 293万元。

    短短5个年头，宗庆后功成名就，他本人也开始获得人大代表等政治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