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二章 激情岁月(4)

    小鱼吃大鱼

    时势造英雄。

    1991年的宗庆后，早已不再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他已经是杭州城里的知名人物了，而发生在小学校园里的经济奇迹开始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

    这一年7月的一天，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案头。一篇题为《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文章是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傅上伦、朱国贤写的，副题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调查》。

    文章介绍了该厂四个特征：一是工厂无成品仓库；二是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仅1．54元，定额流动资金的周转天数只有6天，属全国罕见；三是企业无借债欠债；四是企业流动资金全部自给，企业还有近2 000万元的银行存款。

    报告认为，“娃哈哈现象”对如何搞活大中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邹家华副总理仔细看过报告后，提笔做了如下批示：“这篇报道很有启发，可印发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同志参阅，请罗干同志批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要求办公厅成文印发，送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阅。

    中南海也知道娃哈哈了，这是内参的威力。宗庆后很是激动，然而，供不应求带来的产能之困也令他犯难。

    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索性直接开车到其总部所在的杭州清泰街，立等提货。各地前来拉货的车队挤满了总部大门口，客户们一等数日还要不到货。甚至，少数得到进货指标的商家还做起了黄牛，将这些指标倒卖给外地来的其他客户。

    宗庆后想，保健品市场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肯定会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市场机遇。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而产品没有销路的困境。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能不能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作为对口负责联络该厂的主管领导，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想到了当时连年亏损的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

    得到消息后，宗庆后乘坐一辆白色桑塔纳，悄悄去罐头厂兜了一圈。

    “地方好大。”他回来告诉员工，罐头厂有100亩地，而娃哈哈当时的清泰街厂才不过1 500平方米。

    杭州罐头厂曾是外贸部定点的出口加工企业，名列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其固定资产累计投入超过2 500万元，拥有包括近600名退休职工在内的超过2 200名职工和6万多平方米的厂房。20世纪80年代初，该厂鼎盛时期的年销售额达1 000万元。不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到1991年年初，它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危险境地，总计负债6 716.9万元（其中工商银行的贷款4 000余万元，其余为往来货款），全厂职工人均欠债3万多元，仓库里还积压着1 700万元的罐头。

    但是，要由一个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企业，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机制的束缚，这样做谈何容易？杭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决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邀请媒体跟踪关注这项重大的改革举措。

    1991年8月初，沈者寿带领浙江日报社杭州记者站站长杨新元前往娃哈哈调研。在归途的车上，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由娃哈哈来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

    回到市委大院，沈者寿找到当时的市长卢文舸。听到兼并的设想，卢市长当即表态支持。

    虽然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但娃哈哈和老罐头厂的员工意见都不小。当时娃哈哈里有的老员工担心可能会被拖累，而老罐头厂的员工更激烈，有人甚至提出“与企业共存亡”。

    随后，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议论：

    “姓社还是姓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营大中企业吗？而你们偏偏把一个国营大企业搞死了！”

    “这就是和平演变。”

    来自各方甚至是杭城部分领导的议论，给这次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坚持要清产核资，产权必须清晰化。在所有方案中，这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

    杭州市委秘书长沈者寿等人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 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厂，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厂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