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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葬地论》中，张居正认为人的吉凶祸福，都是人本身的所作所为而招致的。人之常情，没有不希望自己子孙世世代代丰厚贵显的，然而当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能尽如其愿地为子孙图虑长久，而死后只留下枯骸一丘，又怎能去庇护他的后代呢？如果凭借地灵果真能够垂荫后世子孙的话，那么愿意为子孙谋福利的，就都该死得越快越好，又何必活得太长久呢？为此，张居正引《书经》的话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又引《易经》的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就是所谓的“天道”了。如果有人认为，家道的兴旺衰败，都和葬地的吉凶有关，那么人们如要趋吉避凶，就只要找到一块上好的吉地就可以了，又何必再要去读经为善呢？况且祸福之柄，既然捏在地里，那么彼之苍之者天，又高高在上管些什么呢？由此引出结论是：“天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灾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犹不可必也，而况于地乎？”虽说这里张居正的思想在儒家经典所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基础上，还身不由己地滑落进苍天司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泥淖里去，然而无论如何，却总是瑕不掩瑜的。
文末，张居正还提到有人问他：“祸福之说，固不可以是拘拘为也，然以祖考之遗体委而弃之，略不加意于心，宁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对于这两个问题，张居正阐述自己的见解道：“葬者藏也，欲人弗见也。人死则厝之草莽之中耳，平衍窈奥，兹焉允藏。毋居险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泽，恐其陷也。掘地为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一瞑而万世不视矣。其速化耶，吾乌乎知之？其不化耶，吾乌乎知之？其化与不化，又何足休戚邪？反哭而虞，设主于室，奉神灵而永孝思焉，而送终之事毕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强为善而已矣。”接着，他又举吴季子葬子的古例说：“吴季子适齐，其子死，即葬于瀛博之间，深不及泉，其高可隐也。掩而号之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彼以为此。天地之委蜕也，无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国之归，胜地之求乎？”
对于吴季子这种随地葬子，归复于土，不求胜地，不迁返故国的豁达思想行为，张居正不禁深深叹曰：“若季子者，可为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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