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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义理之禁，王充的阐述是：“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大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饮食；宅，人所居处。三者于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与田，不吉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处，不设尊卑。宅者长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讳？义详于宅，略于墓于田也。”在阐述中，王充不把不祥解作不吉利，而解作“不宜”，倒也别具一格。
《谰时篇》批判的，是对“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内容是：“假令太岁在子，岁食在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被）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避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对于这种说法，王充的看法是：“如实考之，虚妄迷也。”
《论衡》第二十四卷中的《讥日篇》，着重批判了落葬、祭祀、沐浴、裁衣、起宅、学书必定要选择时日的迷信说法。其中落葬、起宅与风水术中的阴宅、阳宅有关。文章起头，王充先举世人迷信时日的缘由道：“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之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议，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夫祸福随盛衰而至，代谢而然。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曰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
就风水术而说，王充对起宅择日作了这样的批判：“工使之书，起宅盖屋必择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害于岁月而必择之？加以障蔽人身者神恶之，则夫装车、治船、着盖、施帽，亦当择日。如以地动穿土神恶之，则夫凿沟耕因亦宜择日。夫动土扰地神，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但欲居身自安，则神之圣心，必不忿怒。不忿怒，虽不择日，犹无祸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王法禁杀伤人，杀伤人皆伏其罪，虽择日犯法，终不免罪；如不禁也，虽妄杀伤，终不入法。县官之法，犹鬼神之制也。穿凿之过，犹杀伤之罪也。人杀伤不在择日，缮治室宅何故有忌？”从“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和“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正反两方面入手，从而有力地斥责了起宅盖屋必择时日的荒谬无稽。
再从落葬择日来说，《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刚柔，月之奇偶。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对于《葬历》的这种说法，王充自然是不能苟同的，所以他认为：“夫葬，藏棺也；敛，藏尸也。初死藏尸于棺，少久藏棺于墓。墓于棺何别？敛与葬何异？敛于棺不避凶，葬于墓独求吉。如以墓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钧也。治木以赢尸，穿土以埋棺，治与穿同，尸与棺一实也。如以穿土贱地之体，凿沟耕园，亦宜择日。世人能异其事，吾将听其禁；不能异其事，吾不从其讳。”从结论的“吾不从其讳”一句看，王充的骨头是硬乎其硬的。接着，王充又以“春秋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数，案其葬日，未必合于历”的事实论据，贬驳了落葬择日的奇谈怪论。
《葬书》又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王充又驳：“假令鲁小君以刚日死，至葬日己丑，刚柔等矣。刚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当以雨之故，废而不用也。何则？雨不便事耳。不用刚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鲁人之意，臣子重慎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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