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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尔穿好法官袍，回到法庭上。她登上三级台阶，回到了自己已工作四年的橡木台前。墙上的时钟指向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她在想：自己从事法官这一神圣的职业有多长时间了。那是在大选年，选举结束前的两周，她在七月初选时击败了两个对手。那时候也曾传言有人要参加角逐，不过直到周五下午四点五十分才有人出现，带着参加竞选需要的近四千美元来。原本简简单单、毫不激烈的竞选怎么会演变成现在这样呢？用一整个夏天的时间来筹款和演说，这两种活动都让人不痛快。
《福尔顿日报》每年都要对当地高院的法官进行排名。过去三年里，她以远高于其他法官的办案效率与百分之二上诉率居于榜首。也就是说，她判案的公正与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她在长凳后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观察下午的常规庭审工作。只剩下两件事情没处理了，其中一件是关于收养孩子的问题。她比较喜欢处理此类案子。案中那个七岁的孩子让她不禁想到了自己七岁的儿子布朗特。另一件案子是关于改名的简单案子。法庭不代表原告陈述。她特意把这一件安排在最后，希望到时法庭里人会少一些。
秘书把文件递给她。
她打量了一下站在原告席前的这位老人，只见他上着一件米黄色花呢上衣，下穿一条棕褐色的裤子。
“您的全名是？”她问道。
“卡尔•贝特斯。”他操着东欧口音回答说，声音中还带着几分疲惫。
“您在福尔顿县住多长时间了？”
“三十九年。”
“你不是出生在这个县的吗？”
“嗯，不是。我生在白俄罗斯。”
“那您是美国公民了？”
他点点头说，“我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我这半辈子都是在美国过的。”
尽管问题与答案都与他改名的请求无关，秘书和法庭的书记员也都没说什么。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似乎都能体谅这位老人此刻的心情。
“我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是被纳粹杀害的。他们大多死在白俄罗斯。”
“您曾是俄国公民吗？”
“确切地说，应该是前苏联公民。”他摇了摇头。
“战争期间你服役了吗？”
“那只是在紧急状态下才服役的。那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当时我是陆军中尉。战时被纳粹分子抓起来送到毛特豪森，在集中营待了十六个月。”
“移民到这儿以后你都做了什么工作？”
“珠宝商。”
“您向本庭提请更改姓名，那你为什么想改名，让人知道你叫卡罗尔•鲍亚呢？”
“那是我的乳名，我父亲给我取名卡罗尔，意思是‘意志坚强’。我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刚生下来时差点就活不成了。在前苏联时期我曾为政府工作过。刚移民到这儿时，我就想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而在我死之前，我还是想回归自己的本名。”
“您病了吗？”
“没有。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
她看了看面前的老人，尽管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体型萎缩了些，可还是显得气度不凡。他有着一双深邃而神秘的眼睛，头发花白，声音低沉。“以您这把年纪，您看起来精神头儿很好！”
老人不觉莞尔。
“那您会不会通过改名来欺骗、逃避法庭审判，或是躲避债主呢？”
“不会。”
“那么法庭接受你的请求，您又能做回卡罗尔•鲍亚了。”
她在诉讼书的附件上签字后交给了秘书。从长凳边出来，她走到老人身边。老人胡茬满布的脸颊上尽是泪水。她的眼睛不由得也湿润了。
她拥抱了他一下，温柔地说：“爸爸，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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