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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论是《琴挑文君》还是《情变之谜》，不论是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的爱情阶段，还是司马相如背叛卓文君的婚姻阶段，对司马相如来说，其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开始的出发点，王立群老师认为都是一个“钱”字，所以这场“熙熙攘攘，为钱来往”的爱情与婚姻完全是一场美丽的骗局而已。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王立群老师在这两讲里主要提出的五大论据。
第一，“阴谋与爱情”。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是一场阴谋与爱情的故事。王老师重点强调了司马相如与县令王吉确实是先策划，后得手，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卓王孙的财与卓文君的色。最后当文君跟着相如私奔到成都，看到“家徒四壁立”的残酷现实时，才明白了这是个骗局，也就是说明白了相如是用了欺骗的手段，但此时为时已晚，王老师给出了文君当时的两种选择，一是戳穿骗局，二是帮助隐瞒。最终文君选择了第二个。
我以为王老师的这种解读，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不懂卓文君对爱情的理解，或者说，他不懂一个爱情中的女子的心情。作为全国首富的女儿，卓文君十七岁刚刚嫁人不久，就成了寡妇，换句话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刚刚开始燃烧就被命运熄灭了，好在命运又把司马相如送到了她的面前，爱情的火焰又再次点燃，在这种情况下，像卓文君这样的女子，她看重的会是钱财吗？她会因为看到司马相如的家里“家徒四壁”而失望吗？肯定不会。说不定，她还高兴这样呢，这从卓文君自己主动提出回临邛跟她爹要钱，反倒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兴奋与激动，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帮助司马相如了，一个爱情中的女子最开心的事就是为她的爱人做她力所能及以及力所不能及的所有的事。所以王立群老师说司马相如不主动提出回临邛而让卓文君提出来体现了司马相如的阴险，或者说叫老谋深算，我觉得实在有些荒唐。第二，王老师将这段爱情解读为一场阴谋与爱情，是因为他不懂策划与骗局的区别。在王立群老师看来，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是有预谋、有计划、通过非常手段抱得美人与钱财同归的。但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前面讲了，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演了一出双簧戏，很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出双簧戏。1918年的时候，复古派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但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了一封信，来攻击新文化运动，然后再让刘半农写回信予以批驳，两封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一争论，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其实，不过是自己人骂自己人。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运动与封建复古主义斗争的序幕。这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我想王老师不会不知道，按照司马相如被界定为“阴谋与爱情”的逻辑，这岂不是也要被界定成“阴谋与革命”了？所以，司马相如的双簧戏顶多就是一种为了获得爱情的策划，不能算是损人利己的阴谋。这种策划生动、有趣，还有效，又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我认为这在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里，根本就无可厚非嘛。
王立群老师的第二大论据是“财在色前”。就是王老师认为该怎样给司马相如这个人的人品定性，关键是看“谋财”在前还是“谋色”在前，换句话说就是主要是为卓王孙的财去的，还是为卓文君的色去的。为色去的，尚让人同情，为财去的，就实在是人品低下，让人恶心了。
我觉得这未免有些以迂腐的老夫子之心去度青年男女情爱之腹的嫌疑。王老师认为司马相如首先是为财去的。因为从色上看，正史上并没有对卓文君美色的描绘，而且她还是个寡妇。而《史记》却说司马相如“甚都”，也就是长得极漂亮、极潇洒的意思。说他出现在酒宴上的时候，“一坐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风采所折服。而他此前也没见过卓文君，所以他不该会是为一个可能长得很一般的寡妇策划了这么麻烦的一场双簧戏。既然不是为色去的，那就是为财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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