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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cyclone)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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