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 第二部分
《生命之痛》 第3节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然而利益关系一旦遭受到冲击，暑期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余两方抗衡的资源，他们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中国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其中10%到15%的人最终选择了自杀，而另外60%到65%的人要么根本不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要么承认却不愿意接受治疗。在许多人眼里，抑郁症是一个和精神病、神经病有着同样内涵的疾病。他们害怕患病，更害怕患病之后，周围歧视的目光。穆薇，女，30岁，北京人，重度抑郁症患者。患病之前，她曾任台资公司职员、餐饮公司人事培训师，如今辞职。穆薇抑郁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某个地方，发呆，抽烟，对任何事不感兴趣，无法专注。子墨：你陷入抑郁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穆薇：我陷入抑郁状态的话，觉得就算有太阳，整个世界也是灰的。自己看不到阳光，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接触任何人。

    子墨：亲人、好朋友，也不愿意见？

    穆薇：对。最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谁也别理我，死活由我去。反正这种状态特别难受，我知道这是病态的，我也想爬出来，希望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把它解决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它的方法。2007年年初，穆薇开始感觉心理不适。工作中，她总觉得不如别人。阴霾的天气、正常的工作压力、上司稍显严厉的口气，甚至朋友间不经意的玩笑，都会让她神经紧张，充满不安全感。她曾试图调整自己。5月，就在这种调整还没有步入正轨时，穆薇崩溃了。她先吃了20片安眠药，发现没有太大药效，又割腕自杀。子墨：崩溃那天的情形，你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