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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 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Louis 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 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 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跳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轮胎，要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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