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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 (Gruber 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踱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 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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