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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 Sui 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 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 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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