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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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