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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 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 (Edmond 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 Tripps)、耐普夫妇(Ron and Mae 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 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 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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