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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 (Moorhead 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 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 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 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 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 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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