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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
张海焘
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
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为什么重要？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它不光是可以借来知兴替，不光是可以为执政者分析形势，制定策略提供参照和借鉴，更为一个国家民族传承自己的精神命脉，提升国民的思想素养、精神动力，提供发掘不尽的宝贵资粮。如果离开历史，无知于历史，或者说，一个成为“史盲”的民族，是无法承接历史经验教训、智慧精神的力量而振作复兴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近些年这样，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关注热情是如此的高涨。而“百家讲坛”的出现，把历史文化研读解说的普及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应当是民族精神复兴中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
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和他的一些书，先已成为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黄仁宇，以及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
黄仁宇其人其书成为中国人读史热中一道闪亮的光彩。当我们想到，懂得历史对于民族是多么重要；民众渴求读史是多么可贵；专业学界理应提供许多有见解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但却多么难见；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黄仁宇作品对于中国的历史研读普及化而言，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为发端，黄仁宇的著述在中国陆续问世。此后20多年来，它们为中国大众的历史研读作出了独占鳌头、无人取代的积极贡献，为提升人们的历史研读质量，产生着广泛深远的有益影响。众多的读者因喜爱黄氏作品而爱戴黄氏其人。并且，在民间自发产生了所谓“黄学研究”，又把黄氏作品昵称为“黄书”。从“黄书”的持续销售量以及众多读者的感言、讨论等等，可以看出黄仁宇在中国的读者群中拥有着广大的“粉丝”。一个历史学专家及其著作，能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欢迎，一边是众多渴望研读历史，而不愿做“史盲”的人们，一边是一位能够为他们提供阅读良品，传播历史智识的专家，两者之间达到如此相应的契合，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一个时候所未曾见过的。这也是中国阅读史上一种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现象吧。
在2007年即将过去，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90诞辰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将他的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想，这当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笔者还有另外一些话想说一说。
先说《黄仁宇全集》的构成及阅读意义。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黄氏作品至少有着这样两大特点，一个是它形式上的超越专业的广泛传播性，使得比较专业的内容能够让非专业读者喜闻乐见；另一个就是它内容上的丰富广阔性，所有的文字涉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大历史的画卷，并体现着富有特点的见解与思考，而这也正是诸多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收获的价值所在。
再说说关于舆论对黄仁宇的评价。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这也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义问题。而作为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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