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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友补丸”，因为定价二元，销行甚缓。其时在上海的广告界收到最大效果的，就是无线电台。当时“老九和”绸缎局聘请朱耀祥、赵稼秋两位弹词名家说《啼笑因缘》，一时轰动全沪。陈万运说：“我们的广告也要打进播音界，还要别创一格。”于是他做了一张测验表格，上面写出许多游艺节目，发给三千职工，要他们与家人圈出最喜欢的节目。等测验表格收回之后，检点全部票数，竟然圈定越剧的最多。
那时候，上海演越剧的场子不多，地方都很狭小。越剧中当时较为有名的演员，老一辈的有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等，后一辈的有姚水娟、筱丹桂、傅全香等，后起之秀有马樟花、袁雪芬二人。于是这晚他就去订了两排位子，专门看马樟花和袁雪芬。那个场子是在北京路顾家弄一座木楼中，座位全是长板凳，演员服装极为平常，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初时陈氏意欲坐一坐就走，但是她们的唱腔非常动听，唱词又很通俗，越听越有味道，竟然坐到散场。陈万运觉得这种越剧确有魔力，就决定请马樟花和袁雪芬到电台上去为三友实业社播音，而且约定两家电台分别播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家名为华东电台。“三友补丸”因此也大为畅销。这个宣传攻势获得成功之后，陈氏就请人编剧，并且代她们租定“湖社”（即陈英士纪念堂）演出，加上布景、灯光和全新服装，这下子，七天座券全部订光，打破了越剧演出的新纪录。可是麻烦事情也来了，陈英士纪念堂的董事们认为湖社大礼堂不宜长期演越剧，不合纪念堂的原则，七天之后，便不肯再续。后来又改在湖社底层搭台演出，名为大来剧场，演出了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一班戏院商人，纷纷出重价聘请，于是越剧就登上了正式的戏院。记得马樟花、袁雪芬第一家演出的正式戏院，就是福煦路上的九星大戏院。三友实业社除了特约电台播唱之外，还将戏院中现场演唱的戏剧，经过电台转播出去，当然也是为了宣传三友实业社的药品。
“三友补丸”的功效也相当的好，因而日益为人们所信赖，当时全上海出售香烟杂货的烟纸店有数千家，家家都代售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成药。所以三友实业社在这方面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职工的生活。
不料，与袁雪芬一同演出的越剧小生马樟花，结婚后不久突然死亡，而袁雪芬又因日夜演出两场，由开场演到完场，因而常常发热。我去为她看病，都是到后台去看，常见她穿了戏装躺在衣箱上。我诊过脉后，觉得她屡次发热，实在是肺病的潮热，非长期休息疗养不可。我便将这个情形告诉陈万运，他也觉得极端困难，说是“慢慢再想办法”。果然过了四五天，袁雪芬竟吐起血来。那时节陈万运便着慌起来，因为那时我住在白克路崇敬新村，旁边恰巧是三友实业社高级职员宿舍，于是就把宿舍二楼改为袁雪芬的疗养之所，我每天早晚去诊视一次。
三友实业社与各电台包下的时间很多，在袁雪芬不能登台期间，就约定一位唐小姐去顶档。这位唐小姐名叫唐霞辉，口齿特别伶俐，声音具有磁性，专门在话筒中解答听众的问病信，每天总有七八十封。我介绍两位医友预先拟定答复稿件，经过唐小姐莺声呖呖的答复，倒也轰动一时。特别是有一位听众，要求她读一篇《桃花源记》，那时节的人，都熟读《古文观止》，听了唐小姐的朗诵，觉得过瘾得很，如是者又造成了一位“播音皇后”。
疗养了一个月后，袁雪芬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屡次要求再度登台。我就带她到虹桥疗养院去照X光，结果照出她的肺尖部位还有两点黑影。于是她又继续请我医治。两年后再去照X光，黑影也已钙化。我说：“现在你可以登台了。”陈万运听到这个消息大悦，着令编剧的人，另外编出新戏。我就介绍名小说家包天笑先生的旧作《一缕麻》。陈万运看了剧本，认为太过文艺化，不能号召。倒是一个开药材铺的沈先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老剧本改为越剧，陈万运表示这部戏好极了，并且把剧本交给我说：“你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或增加。”我说：“这我可是外行。”陈万运再三要我改，我才把剧本看了一遍，觉得其中“梁哥哥”三字，在绍兴人口中念出时有些刺耳，就把它改为“梁兄”。不料经这一改，这段剧词竟十分动听，许多迷上越剧的太太们都能朗朗上口。
袁雪芬此时被公认为越剧界领袖，合作小生则为范瑞娟。因袁雪芬思想前进，大家又戏称她为“袁先生”。
我又要说明，许多唱越剧的人，根本连字也不识的，只是“班长”教她们怎样念，她们就照念，唯有袁雪芬是识字的，而且字也写得不错。我有一本小册子带到香港，上面都是名演员的手笔，袁雪芬也有一页，确属亲笔。
袁雪芬曾经到香港登台演剧，登台之前，包下了一间大酒楼招待各界人士。主持者问她有什么人要请，她说：“我只要请一个陈存仁。”可是我因事不曾去，她又着人到我诊所来，开了几张补方。临别又有一次宴会，我也没有参加。现在想来，她已入迟暮之年，据说已嫁给一位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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