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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皆知上海有一位闻人杜月笙，前些时候香港佳艺电视的片集中播出的《顶爷》，便有影射他的内容。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他早期的确与统销鸦片有关，而且又开过赌台，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自洗手之后，从这两方面赚来的钱，他随时随地帮助人家，行侠仗义，宁愿自己吃亏，为国出力，其事不胜枚举。譬如从前洋商在上海开办规模宏大的香烟厂，仗着强国的威力，行销全国，坚决不肯纳税，后来这家大烟厂，又因给工人的工资太低，数万工人发动罢工。财政部长宋子文生性高傲，向来瞧不起上海人的，为了这次工潮，特地约杜月笙相见，一则要他解决工潮，二则要他提出凡是销行中国内地洋商香烟都要纳税。杜氏当即说出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于是他就先拿出一笔巨款，接济罢工工人的家属，教他们长期罢下去；一面代工人策划，应该加薪多少。并以该烟厂必须向政府纳税为先决条件。初时洋商不以为意，后来看到罢工的日子越拖越久，连所有工头都返家纳福，不问厂事，洋商当局才着急起来，答应向中国政府纳税和加薪，但是罢工期内概不补薪。杜氏说：“好，就这样，我来办。”于是叫工人代表及工头来和洋商签约，罢工期内所有工资由杜如数照发。由于他肯吃这么大的亏，事情就解决了。国家从此也开了数字庞大的税源。类似这种情形的事件，杜氏做的多得很。
我与杜氏原无交往，后由友人韦钟秀的介绍到杜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他的几个子女出痧子（麻疹），有些很轻，有些比较严重。我为他们一个个看好之后，又为他几位夫人诊脉。后来见到杜氏，他身长五尺一寸，比我矮一寸，体重是九十余磅，可以算是很瘦弱的人，经常有气喘病。当时在左右来往的人，都是些武夫，看见我常常躺在烟榻上与杜氏相谈，嫉妒得很，私底下叫我“孔子”。我知道了并不介意，误以为他们在捧我。后来韦钟秀轻轻告诉我，“孔子”二字是游侠儿的术语，实在是“空子”二字，表示此人非我族类，没有“前人”的。我也付之一笑。
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不如意，弄到神经衰弱之至，实在是经济上发生恐慌，家庭间又有气恼，将来何以善其后？于是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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