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务生涯》 第一部分
开业初期 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约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可是诊脉之道，是四诊（望、闻、问、切）的末一诊。老实说，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我就觉得虽说学以致用，等到用时就发觉自己的本领还是不够。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人之中，七八个人给我说对了。

    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这时我用自己印的“丁仲英门生陈存仁”方笺，病人临走总是给我一个“红封袋”，里面放着小洋二角或四角，也有放入一元的。每天这种付钱的病人，也有三号五号，后来增加到八九号。丁老师大度得很，毫不介意，还认为孺子可教；但是挂号先生和老师的家人则认为我是“饭店门前摆粥摊”，期期以为不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编注，以下地名括注均为编注）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望平街是上海报馆的集中地，也是报贩发报的聚集地。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