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四章 以阿肯色为家(4)

    从一开始的时候，多萝西就被克林顿和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有趣而诚恳的孩子，并且很惊讶他居然到过那么多地方。当她问他从耶鲁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说自己计划回到阿肯色去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对此她印象深刻，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而，轮到女儿决定是否要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的时候，她却不确定女儿这样选择是不是明智。“不过，你知道，我从来都不会命令孩子们做什么。我相信希拉里自己的判断。从来都没有让我不这样做的理由。”

    约翰•多尔认为希拉里是自己雇用的年轻人当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也会让她担负比其他同僚更重要一点儿的工作。有时候，他会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征求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当然，这些时候，他的办公桌上除了便条本和铅笔之外空无一物，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围绕着他的神秘气氛。

    多尔曾经是个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因为英勇无畏地帮助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在南方保护黑人并积极为他们争取正当权益而出名。他坚持自己的雇员不能公开宣布自己所属的党派，借以表示对尼克松不存在任何偏见。然而，他本人对尼克松的看法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定型了，而这种看法的基础是参议院对此案进行的听证会和此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搜集到的更完整的记录。

    刚刚到华盛顿来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希拉里就对尼克松及其罪行带有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应该被弹劾这一点深信不疑。不过，从多尔那里她学到了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工作的好处，也知道通过一丝不苟、精心规划不但可以达到预期目标，还能够防止外人（尤其是记者）改变正在运行的项目的内部动力机制。

    在完成了研究弹劾调查程序的任务之后，多尔和努斯鲍姆给希拉里和其他同事布置了另外一个任务—确定以前那些弹劾案的确切基础或者标准。希拉里参与起草的那份报告的重点是分析“重大犯罪和过失”这个短语的意义。报告提出：“证据表明，只有在被调查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时才对他进行弹劾的做法不符合这个短语的内涵和精神，这也无法达成当初这项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初衷。”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3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不断将尼克松的谈话录音送到他们这里，而这对总统本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7月初，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听取了椭圆形办公室的谈话录音，这卷录音带清楚无疑地证明总统的确是有过失的，而且在掩盖罪行的时候起到了主导作用。在1973年3月22日，尼克松对自己的高级助手们说：“我才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你们阻止这一切发生，让他们援引《第五修正案》①，设法掩盖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我要的就是这样。”在希拉里或者她的每一个同事看来，毫无疑问，这卷录音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证明总统确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和过失，应该被弹劾。1974年7月19日，多尔正式向整个司法委员会呈报了所有弹劾罪名，其中三项指控包括滥用权力、妨害司法公正和蔑视国会，该提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得到了司法委员会两党成员的批准。

    此时，尼克松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众议院全体弹劾，而且参议院也会批准。所以，他选择在1974年8月9日辞职。希拉里没有留在华盛顿的打算，也没有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她甚至都没有等到弹劾调查的最终报告完成就接受了在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执教的工作，并告诉克林顿她会到费耶特维尔去。

    希拉里说，如果克林顿和她果真是一对儿的话，就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随着我在华盛顿的工作以出色的结果而告终，我终于可以给我们的关系—还有阿肯色—一个机会了。”

    回顾刚到阿肯色州的那段日子，她还记得到那里之前走过的道路。在希拉里就读韦尔斯利学院期间写给唐恩•琼斯牧师的信里，她声称大学阶段对她而言将是一个“尝试各种个性和生活方式”的时期。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给当时在哈佛读书的男友杰夫•希尔兹写信说：“我想去旅行，先去非洲，然后去欧洲，最后再回到美国—花一年的时间真正地‘四处闲逛’，做一切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她希望能够在卡罗来纳的工艺中心工作，再试一试自己有没有戏剧表演的天赋，还要去南卡罗来纳或者墨西哥州，“花一个月的时间在白天做各种工作来见识形形色色的人”。

    在耶鲁，希拉里遇到了克林顿，当时，她要比他成熟得多。克林顿跟女性之间的交往通常都非常短暂，建立在性关系基础之上，比较随便，而且缺乏互动。而希拉里在遇到克林顿之前，她已经经历过了真实的恋爱。在其中几段恋情里，她会同爱人在政治、哲学和学术观点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而克林顿同女人之间的交往则缺乏这样的成熟和全心全意。自从离开帕克里奇之后，她成长了许多。

    成为总统的时候，克林顿通过政治家的直觉和学者的头脑来体验生活。除了童年时代在南方黑人当中生活和在牛津读书时游历欧洲的经历这两个特例之外，他所有的基本理念、价值观都是通过阅读、谈话、选举、执政以及他妻子的经验而得来的。

    那些试图诋毁希拉里和以克林顿为敌的人很久以前就宣称，希拉里巨大的野心根植于对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而且有着严重的左倾和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在1973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激进主义和狂热的理想主义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倒是很乐意实验那些激进的想法，并热衷于理解它们内在的推动力、背后的历史以及实际价值。在韦尔斯利学院读4年级的时候，她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民主是“最激进的政治信仰”。

    借用希拉里大学时代一名同班同学的说法，大学时代的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左倾，而是保持着不左不右的中间立场，是个标准的中立者”。她擅长利用政治实用主义来实现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这个天赋当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最终，生活经验以及希拉里自己的是非观引导着她离开了坚定信仰理想主义的道路。她开始反对任何死板的政治教条，并选择主流法律服务作为自己的事业方向，还因为一些非传统的原因而参与了公益服务事业—保护儿童权益的工作。这些情况发生在希拉里身上特别耐人寻味：首先，她的母亲多萝西•罗德姆曾经被自己的父母抛弃，在经济上又受制于自己的丈夫；其次，她即将与之结婚的那个男人的母亲曾经被克林顿嗜酒成性的继父殴打，而他的生父也不安于室，最终还因车祸丧命，让他的母亲成为寡妇。

    在读高中的时候，希拉里和克林顿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她的道路更具冒险性、实验性，而且她探索的道路不断拓展；而他的道路则比较稳定、常规。他热爱猫王，演奏萨克斯风，还崇拜杰克•肯尼迪。希拉里是乡村女歌手萝拉•菲比安歌迷俱乐部的主席，获得过成堆的女童子军勋章，曾在某个休闲俱乐部工作并获得游泳教练执照，还在每个周末打扫教堂的圣坛。她在巴里•戈德华特竞选团队帮忙的时候为芝加哥黑人住房计划积极游说，还照看那些父母在芝加哥以西伊利诺伊州农田中工作的墨西哥儿童移民。克林顿和希拉里都喜欢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克林顿在政治发展进程方面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好奇心，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希拉里非常相信自己经验的指引，凭着它们，她探索了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并最终克服了自己在阿肯色州遇到的个人和政治生活上的种种挑战。希拉里习惯在最终确定方向之前测试和实验各种不同的道路，要不是因为偏离了这条道路，她在白宫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舒服。自从她下决心竞选参议员，并真正走上这个岗位，她又一次恢复了对自己的经验及其指导作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