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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仁宗皇帝患半身不遂之症，近于瘫痪，太医院医官许希用略施数针，即使之恢复行动。仁宗大悦，问：“针灸之道起于何人？”许氏说：“扁鹊。”因此敕建扁鹊庙。仁宗又遍阅针灸书，认为各书所说不详，命令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制作与真人相等的铜人两座，并且撰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还怕此书日后失传，因此在汴京（即今开封）竖立石刻针灸经穴图碑于三皇庙外壁，用意很深。到了明代，因为去拓印石碑的人甚多，年久石裂，图文逐渐模糊。我藏有明初拓本及铜人图，附刊如后。
后来，这个铜人被辽国劫去，谈和时以归还铜人为条件。之后，一个铜人遗失，归还的那个一直藏在太医院中。清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各国分界各据一方，而太医院恰在日军区内，日军即将宋代铜人作为战利品运返日本，今藏东京上野国立博物院。笔者两次到日本，获得三位大学教授推介，可以进入博物院地库，特准摄影并纸拓王惟一所铸之铜人全身，归来后依图摹铸，铸成铜人四座。
在清代敕编《医宗金鉴》全书完成时，皇帝曾赐予该书编者各得小型铜人一座。
最可惜的是，从前儒医都是士大夫阶级，喜欢用药处方，不肯动手为人落针，因此，江湖中人反而皆精于针灸，而且为数不少。
清代有一位法国驻京使节，对中国人患病常用针灸且能霍然而愈发生莫大兴趣。因此，他就学习针灸，并著成一本法文的针灸书，名为L’Acuponcture Chinoise，在巴黎出版，从此法国就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到了民国，针灸已极风行，特别是江阴承澹，设立了一间针灸学校，先后出于他门下的有一千多人。笔者初学医时，先入南洋医科大学，为日本人所办，只读了两年，略知医学基础，其中也有针灸一科。后来因为抗日运动骤起，学生星散，我也因看不惯日本教授的气焰，而且就在这时自己患了伤寒症（肠热病），日本教授用的是“待期疗法”，只是静卧、饮水及用葡萄糖针，病势日益严重，后由中医丁公甘仁处方治愈。因此，病后就转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一方面再从针灸教师学习针灸。
我觉得俗语所谓“万病一针”是不对的，但针灸对若干与神经有关的病患能迅速治愈，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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