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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器重戴笠了。
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了火。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但他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
干事会是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戴笠最后答应,对于领袖交待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领袖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得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务委员会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行动的。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
但必须承认,没有复兴社和构成其成员的所谓“蓝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务处与复兴社在名义上的关系,以及复兴社于今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在各省建立起来的地方支部,不仅向戴笠提供了掩护,而且还给了他与直属特务部的“卫星”组织“忠义救国会”公开挂钩的机会。与其他外围组织不同的是,这个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义救国会”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会地位要低于士兵和农民,因而被视为“第四层”组织。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复兴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地方上负责特务的干事领导的,该干事直接向鸡鹅巷总部的戴笠汇报。“忠义救国会”的目的是:
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
“忠义救国会”成员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基础,在二战中作为抗日游击队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训,以支援美国在中国东南方作战。
但这是后来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复兴社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团体给戴笠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秘密机构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于是蒋不用像过去那样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来支付特务处的经费。据当时传说,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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