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五 冷的冬(3)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杨锦华还鼻子发酸：“战士们把布取下来，我们赶紧背上就走，我真怕自己再待一会儿就心软了，把布都留下了。大别山人民为刘邓大军站稳脚，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杨锦华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一直挂念着团风的这家布店。1956年他到北京的政治学院学习，听说有个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也在这里学习，杨锦华忙跑去问他：“1947年10月份，我们在团风借了老乡许多布，你们还了没有？”这个副司令员说：“这事我们都知道，政府已经赔偿了，工作很深入，挨家挨户地调查、登记，有借条没借条的都还了！”

    杨锦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我们在写作本书时，还曾在“信阳时尚网”见到了一篇署名为李学明、李东升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动人故事：一张借物证》，这篇文章讲的也是刘邓大军“借布”的事情，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杨锦华的说法：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而一张借物证就是其中的故事之一。

    当年秋天，光山县凉亭乡胭脂洼的农民霍家忠，同光山９户农民在商城县城南关开设了一个“同盛祥”布行，专门销售光山土布。由于当时战局紧张，同盛祥便把布行所存土布转移到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存放。此时远离后方的20万刘邓大军（笔误，实为10多万）指战员急需制作御寒棉衣，刘邓首长为减少后方的长途运输，在当时物资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便向当地群众借了部分土布，借布证就是当时刘邓大军向霍家忠借布的证据。

    借物证长18.5厘米，宽11.4厘米，正面铅字印刷，有墨印宋体字和毛笔墨写行书字12行，共129字。借物证上的有关借物事项具文清楚，所借物品为“白土布陆佰叁拾贰疋，计卅捆”，并说明了“每疋为卅方尺”。借物地点“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村民户同盛祥”；借物单位“晋冀鲁豫战地委员会”；“经手人陈三记”，并有陈的签名盖章。证上还有三条说明：“一、此证以户为单位开给；二、斤（尺）数以市称（尺）为标准，借啥写啥不折合；三、被借户持此证向当地县区政府抵交公粮（物）。”借物时间：“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九日”。总编号为19453，并有联戳裁封印封号。

    1984年，光山县在文物普查中，农民霍家忠拿出借物证交普查工作组人员看后，普查人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借物证的处理工作，并组织了借物调查处理小组。经调查核实该证后，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批准按高于当时市场白土布价格还清所借之物。县财政局依证将所借632疋白土布，折合人民币6388元，一次还清借物原主。

    小小借物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情，也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纪和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真情，更记载着刘邓首长率军的宏谋大略。

    一纸借物证虽不是金质玉地，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将是大别山人永远传颂的一段佳话。

    原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本来就对去团风“背布”有意见，但还是服从大局，从团风出来时，自己肩上也扛了两块布。团风的布店，基本上都给解放军拿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只要家里还有点布，也被“借走”了。我看着扛着五颜六色各种布匹的战士，不禁发了一句牢骚：“这样做对解放军的形象不好，好像解放军过不了冬天一样。我们的名声就换了这几块布，实在不值得！”纵队侦察科长杨毅正好路过这里，说我是“右倾”，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向纵队进行了汇报。李德生听说后，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有这事。我心想，说我右倾就右倾吧，反正自己就是有看法。我对李德生说：“是有这事，我就是这么看的。”然后就等着旅长熊我。李德生这人很开明，也很爱护部下，他对我说：“你这只是发表个人看法，不是右倾，别背思想包袱。”我这才松了口气，但这件事还没完，等到出了大别山，在叶县整党时，有人又提出了这件事情，好在李德生没说什么，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过关了。

    十七旅回来后，把布匹上交纵队，分给了各个旅。

    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也有点想不通。那天他在值班，部队回来后，分给他一条被面，还是丝绸的。唐永舜感到很奇怪，拿着被面跑去问参谋长赖光勋：“这是哪个部队搞来的？”赖光勋说：“是十七旅打了团风搞来的，有什么事？”唐永舜脱口而出：“十七旅旅长是怎么带部队的？这不是像土匪一样吗？”赖光勋说：“你可别这么说，杜政委还派人跟着呢！”杜政委派人跟着都没说什么，唐永舜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赖光勋看了看他，又说：“你也别想不通，你不用老百姓的东西怎么办？只能饿死冻死，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们会赔偿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