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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别山，许多北方来的战士不喜欢大米，要吃面条，也不愿意喝稀饭。因为解放战士中很多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大米，到大别山也容易适应，他们这时反过来给老根据地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了，还给他们讲，稀饭有营养，我生病了，一喝稀饭就好了，不信你也试试。有时还真管用。
在根据地打仗，开小差的战士实际上也很少。如果开小差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有权把你关两天禁闭，这个权力也不是上级给的，是慢慢形成的，然后要开个会，批评教育一下，再做做思想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开小差不是一件光彩事，大多数战士对开小差的都很反感，有的开小差没跑掉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战士们一听说，上去就打，连队干部挡都挡不住，特别是对那些刚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一般都要编入部队，因为放回去了，害怕国民党军再把他们抓回去补充部队。我们就经常教育战士们，对那些开小差的，不能打骂，要靠批评教育。
大别山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开小差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点。我是第二批进大别山的。那时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山西的，我带两三个人到山西历城，让地方政府动员那些开小差的战士回队。凡是开小差的，地方政府都有名单，我们找到了八九十人，还有一些新兵和南下干部，然后统一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大约是在1947年11月开始走，到12月底到大别山，把这些人都交给了团里。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这种苦，刘邓首长也早就想到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9页。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国民党地主武装杀起人来没有什么约束，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的重点统治区域。自北伐战争以来，除了出去打仗，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有人说，蒋介石一生的对手就是共产党和桂系，桂系也曾三番五次地起兵反蒋，但蒋介石依旧消灭不了，可见桂系无论治军还是统治地方，都确有两下子。桂系将领廖磊最为出色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桂系第七军撤至大别山后，他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的表现，当时他名义是主持安徽省政，实际上鄂东、豫南的大别山区也在他的辖区之内，权力极大。
廖磊是桂军一名出色将领，白崇禧在逃往台湾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廖磊在大别山评价甚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步，上下均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北、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可惜因战事倥偬，不能按时检查身体，二十八年冬病逝于立煌县，葬于宜黄。继廖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
廖磊在大别山区主政虽然只有一年，但口碑不错，颇受国人好评，时人称之为：“廖磊将军治军严明，与官兵同甘苦，勤政爱民，视吏民如弟兄，威德兼施，刚柔并济。平时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力行贯彻，不成功不止，以建设安徽、复兴中国为目的，一年之间，巡视鄂东豫南二次、皖中二次、皖北一次，轻身简随，履险如夷，行旌所至，军民夹道欢迎。”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廖磊于1939年冬病逝于立煌县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都曾送花圈致哀。
李宗仁与白崇禧晚年分道扬镳，矛盾极深，几至开口相骂，但对于廖磊，两人的评价都非常一致。李宗仁晚年提到廖磊时也回忆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那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28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
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20多年，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在大别山，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地形，桂系部队都要比刘邓大军熟。自李宗仁、白崇禧始，都有把桂军建设成一支能征善战的一流部队的雄心，抛开成见，我们得承认，桂军的纪律还是比较严格的。这和国民党军另一个王牌主力部队整十一师情况类似，强奸和抢劫，一律处以死刑。我们在采访中，也多次听到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战士讲，桂系部队在大别山区和老百姓并非形同水火，相反一些军官，甚至老兵还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了亲家。所以，这就为解放军发动群众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也确实是给敌人杀惨了，杀怕了。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我们虽然说不走了，但谁信你？老乡们就看你能不能呆下去。我们来了，敌人也跟着来了，老乡知道你的部队好，但你不占优势，再一拍屁股走人，他们就要遭罪。国共斗争可是生死之争，没有半点含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老乡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不敢和解放军接触。这个我们没有估计到，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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