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三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3)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再想开小差的主意，跑也跑不掉。部队住下后，干部还要看好宿营地的地形，看看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容易跑走，放哨兵时就要重点放在那里。行军时，如果是五点起床，干部四点就要出来看看人少了没少，连长看见排长就会问：“你们排怎么样，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营里干部遇到连里干部，也要先问问他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