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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纵在大别山行军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
战士们在打草鞋
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六纵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别山天气不好，又是天天行军，这个脚还真不好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山上有个老乡的茅棚，有两个战士跑去烤脚。区队长就把我喊过去说：“你们班有战士在老乡那里烤脚，你怎么不去管管？”我就过去喊他们：“你们怎么不守纪律，随随便便就到老乡这里来烤脚？”他们两个忙走了。我赶紧脱下鞋，也烤了一下。本来不用我去喊的，我让战士去喊就行了，我就是也想烤烤脚，这才亲自去喊。当时，我一边烤着脚，一边心里想：将来胜利了，能到一个茅草棚里，升上一堆火，烤烤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六纵在1947年4月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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