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二 红色的土地(2)

    得胜的日本兵目中无人，狂妄至极。夏天只在腰间系一根带子，从裆里吊起一条白布兜住阴囊，就四处大摇大摆，在古老的文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兽性发起时，无论白天黑夜，也不分老弱病残，公然强奸、轮奸妇女。无助的妇女们用食油调和锅底灰涂在自己脸上身上，将自己弄得越脏越好。日本鬼子以为这些妇女患有传染病，虽不敢沾边，却咒骂她们是“东亚病夫”。

    由于大别山上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下山打炮楼、拔据点，打得日寇心惊胆战。日军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沿汉（口）麻（城）公路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日军赶走了老百姓、抢光了粮食牲口后，用钢丝绳系住民房后沿的房檩子，再用汽车在房前拉钢丝绳，这样一栋民房瞬间就被夷为平地。凡不愿搬迁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被俘的抗日游击队队员。袖家湾的曾大爷回忆说：有一年冬天，3名游击队员因负伤不幸落入敌手，他们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开口。残暴的日军在屈家巷操场放3口大水缸，缸内灌满了带冰碴的水，水缸周围架起劈柴。敌人将负伤的游击队员五花大绑，投入水缸，仅露出头在水面上，然后点燃劈柴。我游击队员先是冻得半死，后被活活煮死。

    当时在屈家巷一带的村庄，生长着许多碗口粗的楠竹。日本鬼子抓到游击队员后，就利用楠竹作刑具。刽子手选择相距两米以上的两棵楠竹，用汽车和纤绳将楠竹拉得靠近后，将游击队员倒挂在两棵楠竹上，然后砍断麻纤使楠竹突然弹开。瞬间，游击队员被活活地撕开成两片。陈家湾的陈大爷说：我亲眼看见人的五脏六腑从树（竹）上一直挂到地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

    驻扎在宋埠镇和屈家巷的日本兵，以创造新的杀人方式为乐。只要有抗日战士被俘，日本鬼子就尝试新的、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宋埠镇下河街的刘大爷回忆说：有一次，敌人将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操场上，冷不丁地从背后砍掉游击队员的头颅，另一鬼子兵立即用一坨黄泥巴盖在喷血的脖子上。被砍掉头颅的躯体依然站立，并摇摇晃晃地继续行走，许久才倒下去，而围观的鬼子兵均以此为乐。

    有一次，日本鬼子为了庆祝胜利，在宋埠镇的总部操场上，将一批被俘抗日将士双手向上捆绑在柱子上，刽子手用斧头劈开我抗日将士的左胸，用刺刀剜出心脏。然后叫伙夫拿到食堂做成菜。后来，一名伙夫对当地人讲：他从地上拿起军用盆时，感觉里面的心脏还在跳动，甚至顶动了盆盖。敌人一边如狼似虎地吃着用人心做的菜，一边发出阵阵嚎叫和狂笑。

    日本投降后，大别山人民刚刚迎来了阳光、鲜花和和平，然而，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国共双方又在这里摆上了战场，内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大别山区打响了。战争的阴云又笼罩在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党中央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命令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在桐柏地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1945年10月30日，组建以新四军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总兵力共计6万余人。这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他决定拿中原野战军开刀，调动了30万的兵力，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在1946年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中原军区主力经过艰苦奋战，突出重围，撤出了大别山。

    国共内战由此全面爆发。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并没有全部都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9月2日，李德生率领六纵十七旅向黄安进发，傍晚时在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宿营。这个村子的东面都是山，山上树木茂盛，他们并不知道，树林里正聚集着几十个穿着破破烂烂，身上带着破旧武器的人，他们不时地向山下张望着。

    一个胡子拉碴挎着驳壳枪的人，向一个老人说：“你去看看，看看他们臂章上，有没有‘八路军’这几个字，弄清了，就叫我们。”

    那个老年人放下枪，溜下了山，在村子里左看右看，这些军人的臂章上没有“八路军”字样，胸章上只有“人民解放军”。但这个老人并不识字，他只读出了一个“人”字，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有点疑惑：“怎么没有个八呢？只有个人？”他的样子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走过来，警惕地问他：“老板，你找谁？”

    老人说：“哪个都不找。”

    这让哨兵更加怀疑：“跟我去一下。”并把枪往上抬了抬。

    老人说：“我是种田的。”

    哨兵不相信：“找你问点事，问完了，你还种你田去！”

    这是十七旅司令部的哨兵，他报告李德生：“我抓到了一个特务。”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带了进来。李德生审视着老人：“大爹，你是找人吧！我注意你好大一会儿了。”

    老人说：“我是看看，你们是什么队伍，庄稼人好奇，长官别见怪。”

    李德生不动声色：“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八路军，也是当年的红军。”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李德生，低着头不吭声。

    李德生怎么看他都不像“特务”，就缓和了语气：“大爹，我也是本地人，有些人可能晓得我，我叫李德生……”

    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李德生正感到奇怪，他忽然扭身跑了出去，冲着山坡，挥舞着手喊：“下来哟，是我们的人！”

    李德生明白了：这是游击队员！

    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叫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时，为了保留“革命火种”，留下了一批同志打游击，刘名榜是罗（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在困难、恶劣的环境下，艰苦斗争了一年多，终于等来了解放军。

    李德生很高兴，向他介绍了南下大军的情况，还请他吃了午饭，送给他一部分枪支弹药。

    在大别山区的各个地方，像这样的游击队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说，自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翻遍史书，大别山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得响的富豪。

    大别山人民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次，共产党人为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目的，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块灾难深重的红土地。

    大别山人民将再次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块土地上的血，还没流够。

    回家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很多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更有特殊的感情。如今，近20年过去了，许多地方还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