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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随野战军统率机关南下的地方干部支队成员胥光义率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宋集、土陂集一带开展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开创豫皖苏新区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并进行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然后即实行分田。由于当时在新区搞土改没有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老解放区搞土改的办法，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宋集地区采取的方法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第一步是做贫雇农的思想发动工作；第二步是成立贫雇农协会，找苦主诉苦申冤；第三步展开对恶霸地主的斗争；第四步是分配斗争果实；第五步分配土地。我们与当地的大恶霸地主王三老虎的雇工食住在一起，生活三个多月，很艰难地做贫雇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并把王三老虎抢掠劳动人民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白天分了，夜晚有的人又偷着送还给王三老虎。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要恶霸地主的东西？并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贫苦农民的劳动成果，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很多贫雇农不敢大胆说真心话，只有几个老贫雇农和我们相知较深，才分别对我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恶霸地主和我们是仇敌，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现在，王三老虎还没抓着呢，你们走后他就杀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受不了啊。”加之老解放区去的个别县区干部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政策观念薄弱，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求成，因而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有的地方连基本群众也疏远我们，造成了混乱局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搞不下去了，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复杂，于是就向中原局主管土改工作的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同志反映，说明在新区搞土改的条件不成熟，如按原计划搞法是不行的。建议他们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原局领导和野战军领导。
对就大别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危害，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有所觉察，并已随时注意纠正。在视察了新县、金寨、麻城的土改情况后，邓小平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根据地的确立和土改的完成，要有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性逐步深入，应缩小打击面，才对农民有利，否则会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对各个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别山土改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从新区情况、群众觉悟程度等六个方面详细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于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实行土改的思想尤为重要。邓小平提出，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电报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长电，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三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地主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2月6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邓小平，“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电报中对大别山土改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提出了新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二、区分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政策；三、禁止乱杀人；四、注意工商政策。在注意事项中，他还特别指出：暂时不斗富农不分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中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批语：“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2月15日，毛泽东以2月6日长电为基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党内指示，下发各区。毛泽东与邓小平就大别山土改问题电报往来情况参见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8页。）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指示，1948年3月12日，鄂豫区党委明确宣布停止土改过火的做法，并到处张贴布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使他们安心生产。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仅新县即退赔六七万块银元。这样做，很快减少了对共产党有对立情绪的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土绅也开始和共产党合作。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土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也为党中央的政策制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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