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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进行土改时，野司曾经提出过“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要求每个县、区、乡工作队都必须在自己的县、区、乡进行活动，越出自己地界一两里路，都认为是逃跑主义，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口号本来是表明进行土改的坚定决心，并巩固土改成果，但却忽视了大别山的特殊情况，捆住了工作队的手脚，使工作队失去了应有的机动性，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南下的4000余名地方干部，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三。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的徐怀中，也参加了工作队，他在若干年后写的回忆文章《“火浴”小记》中曾讲到：
我们从野政下来的时候，上级一再强调了这个口号。当时情况很紧急，刚刚把互不相识的人员打乱编制在一起，立即就分散，向各自所辖的县、区、乡进发。有的甚至连自己将要奔赴的地方在什么方向都不知道，一面走一面向老乡打听。尾随在刘邓野战军背后的国民党军主力二十几个旅赶到了，有些地方已经不能进入。但大家还是尽力争取，一定要插进自己所辖地面。新县四店区工作队，进入本区当天夜里，就遭到土顽袭击。我们野政文工团团长钱海洪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英勇牺牲。文工团的四名女演员，其中有主演《白毛女》的“喜儿”，都来不及撤出，被敌人俘去了。区大队立即采取行动，把当地乡、保长和几个大地主的姑娘媳妇抓了一大串，向敌人提出交换，否则把她们全都处死。这样才把四个女同志换回来。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表明大家坚持本地区对敌斗争的义无反顾的决心，是完全可以的，但不考虑当面敌情严重，作硬性规定，限制了必要的机动，结果带来损失，就不应该了。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上级也不得不改变策略，过去要求的区政府不能离开区，县政府不能离开县的规定也逐渐松动了，在情况紧急时，区、县政府可以跳出区、县转大圈子，与敌人周旋。一些地方工作组也不再打倒国民党保甲长了。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所在的工作组最早开始在保甲长身上做文章，走到哪里，他们先找到保甲长，给他约法三章：“我们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是大部队派来的，出了事，杀你全家，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也杀你全家！”这一招还真灵，他们再经过这个村子，保甲长比他们还紧张，挨家挨户给老乡做工作：“你们千万不要报信，不然，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求求你们了！”保甲长要么是当地的地头蛇，要么是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他的话当地人一般都会给个面子的，工作组也相对安全了许多。
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区的通信员是大别山本地人，有一次他负了伤，我们把他送回家养伤，被国民党区公所抓着打死了。我们下决心也要抓区公所的人，不然就镇不住他们。通过老乡，摸清了区公所文书来往的规律，他跟村里一个女人相好。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他晚上来时，就把他抓住了。他跟我们保证，以后在他的区里，绝不会出事，如果出事了，他负责。我们就把他放了，以后果然方便多了，从前畈里、湾里、村子里，我们都不能住，只能住在山上庙里、尼姑庵里，现在就可以到村子里住了，有情况了，他还来给我们报信。解放后，把这些保甲长集中办训练班，反动的都要杀掉。审查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他是个好人，就不杀他，说他不好，那就枪毙。这个区公所的文书就没什么事。有许多保甲长这时就开始找上门来求我们了，来时还扛着甘蔗，有时是拿来几双布鞋。只要不是很反动的，我们也就算了。有些后来关系也挺好，来县城了还过来坐坐，给我们讲讲村里谁结婚了，谁家寡妇又嫁给谁了。
在大别山搞土改，我们的失误很多。比如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那时我们认为牛经纪是搞坑卖拐骗的，不是好人，抓到就杀了，并且贴出布告，把牛经纪也当作一条罪状。其实，能当牛经纪的，都是养了一辈子牲口，是好庄稼把式。老百姓就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就是北方的裁缝都有店铺，大别山的裁缝没有，别人要请他到家里来做衣服。有次我们得到情报，说是敌人一个小头目要到桃家坳，我们就埋伏在半路。不久，就过来一个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在北方人心目中，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不是流氓就是地痞。所以我们抓住他，他说他是裁缝，但我们不相信。另外，放了他，他要是给敌人通风报信，我们也很危险。于是决定把他干掉。好在我们带的向导认识他，说他是个好人，我可以保他。我们这才放了他。
大别山根据地没巩固，敌人在到处“清剿”我们，没办法搞土改。特别是组织村政权，也没搞好。我们工作队员两人一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村政权。先是召集老百姓开会，是强制性的，不来也不行。然后让群众自己选贫民协会、村长、莒长，群众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能站稳脚，没有积极性，谁也不选，就在那儿耗着。我们就只能看着谁顺眼，长得不像是坏人，就让他当贫民团长、村长、莒长。给他讲，下次再来时，有事就找你村长。由于群众不配合，情况不熟悉，也搞了些流氓、地痞当了村长、莒长。打土豪时，有时就上了流氓、地痞的当，把中农，甚至贫农当土豪打了，而真正的土豪却没打。也有些是两面派，我们来了，就赶紧把“贫民协会”的牌子挂上，也接待我们，我们讲：“我们的安全你要负责。”他就满口答应：“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放哨。”等我们走了，他们又成了保公所，鱼肉百姓，老乡们就更不敢接近我们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对此感触尤深，几十年后，他无限感慨地说：
大别山和华北不一样，打土豪，分田地，这在华北行，但在南方新区就不行了。咱们在大别山进进出出那么多次，老乡都很熟悉土改那一套，分田地很好搞，但都是假的。地也分了，把地主的浮财也拿回去了，保存好，然后等地主回来了，就立即又还给他了。经过大别山的教训，以后就有经验了，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基层政权也稳固了，才能进行土改。那时的区政府、工作组，说是基层政权，不如说是游击队更恰当些。他们天天要和民团、小保队周旋，还要做群众工作。群众也不敢公开接近他们，村子里好人坏人又分不清，他们一多半时间都只能呆在山上。有些同志急于立足生根，就把一些本来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地主也杀了。杀地主的事很普遍，连一个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这也是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地主可能不该杀，但要是你不杀他，贫农拿着他的地和浮财，也不放心，总觉得理亏，还是人家的。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很严重。有的地主，分了他的地和浮财，他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本来还不坏，把他东西分了，他也变坏了，等他们得势了，他也要拿积极分子开刀。经济利益是切身利益，国民党腐败，但他保障私有财产，所以，国民党再坏，他也会跟着国民党走，不会跟你共产党跑。在我们部队里，当时也有不少首长的家属是地主，但他要大义灭亲，要交给人民来处理。有好多家都镇压了，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在大别山，地主虽然跑了，但他人还活着，我们一走，他就回来了，所以群众根本就发动不起来。当时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哪些是地主，有多少财产是地主，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上部队很艰苦，工作组还要给部队筹粮筹款，所以，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许多地方连富农、中农也搞了，看人家房子好，就进去要金子银子，看人家养了几头肥猪，就说是土豪，不给人家钱就杀吃了。又把一批人推到了对立面，搞得很被动。
徐怀中在《“火浴”小记》中也讲道：
为了尽快发动起群众，在新区扎下根来，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财，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这当然是一片热心，要让广大农民得到利益。可是，随着敌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绅像雨后的蚯蚓，钻出地面活动起来，威吓分了他们田地浮财的人说：“慢着高兴，看我叫你们吃了草鱼吐鲤鱼！”于是，分得土地的，连忙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从田坎上拔掉，分得东西的人，悄悄送还去了。事实证明，局势尚未稳定的新区，搞急性土改分浮财，不仅行不通，由于过早地分散了社会财富，对支援战争也不利。
在金寨县，“由于广大干群和战士对地方老财和乡绅民团十分痛恨，不少乡区政府，对敌人不注意分化瓦解，曾出现乱杀、乱打、乱罚等现象，致使少数人乱跑反。”台运行、赵士光：《白涛县长》（《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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