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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了。我们让他送到梅庄区十六旅炮兵连所在地的伤员也被他在路上杀了。
在本子店，小保队和青红帮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同志被他们逮住，准没命啦。文工团的两个同志就被“小保队”用石头砸死了。鲍先志曾经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和一部电台路过木子店台子湾，我们给他汇报了这事，他说：“敌人手中拿的是枪，你们拿的是烧火棍？”他还告诉我，敌人已经杀了我们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我们要想站稳脚，就要镇压他们的骨干。我们一商量，就把“妞子”的干妈和那个贫民团长，还有“小保队”的骨干和顽固的原保甲长带到上半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晚上悄悄地把他们拉到村外，用刺刀把他们捅死了，不敢用枪，恐怕再惊动了“小保队”。文革中，我为这事还受了批判，说我当年把自己的“贫民团长”杀了。那时在斗争紧张情况下就是这样，副区长，甚至工作队员就有生杀大权，杀一个贴一个布告，在上面画一个大红勾，就是宣判死刑了。有时也真有点杀多了，所以连基本群众也躲着我们。
那时天天都很紧张，晚上睡觉，都要转好几个地方，六七点到一个地方，八九点又得换另一个地方，十点以后再换一个地方，有时一晚要折腾四五次。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但要防国民党部队、“小保队”，还要提防老百姓去报告。
有一次，我带领两个贫民团长到县里开会，县里说情况紧急，他们也要转移。会没开完，我就带着人回来了。到了中午，我们组织起来的六七个民兵，嚷着要回去吃饭，我让他们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文工队员田夫下去找，在半山腰，一个老乡来报信，说他们过去投“小保队”了。田夫赶紧回来，周围的枪声就响了。我和田夫操起枪就往外冲。我打了两枪，枪就卡壳了，只能做做样子。村边上围了一大堆人，也分不清是好人坏人，他们喊：“王区长，你过来，没事！”我肯定不能过去，他们没拿枪，但不少人手里拿着扁担，我一过去就要死在他们手里。我朝他们喊：“你们不准过来，过来我就开枪。”田夫又打了两枪，他们害怕了，这才往后退。我们顺势过了河，往对面山上跑。还有一个队员叫石鸿章，他从另外一条路突围了。山上松树密密麻麻的，我和田夫跑散了。但那次运气不错，都跑回来了。我心里难受啊，村里90%以上是贫农，可就是没有人帮你，你为穷人打天下，穷人不领情，还带着敌人来捉你，这最让人寒心。可是也没办法，工作还得做。
过了三个月，我们又到了木子店，有人报告说：“有两个人，把农会主席的儿子挑了！”我们几个人就到村里开会，让乡亲们都去，那两个人也来了。大别山就是这样，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特别是“小保队”，平常也和贫农一个样，就是腰里多把枪，冷不防地给你一枪。就是没有枪，几个人把你捉住，用石头也要把你砸死。乡亲们到齐后，我们把大门一关，岗哨放上，事情宣布了一下，然后把两人捆起来，拉到外面不到30米，就用刺刀捅死了。
还有“妞子”，年纪小，可吃大苦了。他们有次住在一个村子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条30多米宽的河水，水深有两三尺，有的地方更深。大家正在两间小屋里忙着烧火做饭，有的忙着拆枪、擦枪。米刚下锅，组长马鸿文的加拿大冲锋枪刚拆开，村背后响起一梭子清脆的机枪声。哨兵跑来报告：“后山发现了敌人，山沟里也有敌人。”马鸿文忙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过河抢占制高点。他把枪零件含在嘴里，边跑边装。文工队员傅兰英和“妞子”张佩英跟着他向河边跑。马鸿文看河水流得急，不远处就是旋涡，喊着让她俩往上游跑几步再下水。谁知她俩没听清，跟着下了水。眼看快过来了，“妞子”滑到了一个旋涡里，只露出了个脑袋。傅兰英忙去拉她，河边石头上长满了青苔，踩上去很滑，傅兰英拉了两下，把她袖子都拉掉了，还没拉到。后面的“小保队”已经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妞子”哭着喊：“兰英姐，你不能丢下我，你要是带不走我，就把我打死！”傅兰英顾不得说话，忙把自己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放在青苔上，用双手把“妞子”拉了出来。马鸿文这时已装好了加拿大冲锋枪，回头就向“小保队”开火。已冲到对面山上的姚振邦等人也跑了回来，“妞子”个子矮，两个男同志就架着她跑……
说起“妞子”，话就长了。进军大西南时，“妞子”留在了十二军三十六师在四川、贵州参加剿匪，她姐姐张佩兰和王建敏他们一起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回国后，张佩兰到处打听“妞子”，有人说“妞子”在贵州被土匪打死了。张佩兰很伤心，她回老家邢台，把父母接到了邯郸住了一段时间。1956年她转业到了民政部，就又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其实“妞子”并没有死，只是负伤住了一段医院，她也在到处打听姐姐的消息，听到的消息却是张佩兰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她就跑到了邢台找自己的父母，邻居也不知道她父母已经被张佩兰接到北京，只说是去邯郸了。“妞子”又跑到邯郸找，还是没找到，只好死了心，又回到了贵州。一直到1985年，有个在十二军当过兵的作家去贵州采访，听说贵州遵义电视台台长是个女同志，曾经在十二军当过兵，他忙跑去看看，认出来是“妞子”。“妞子”忙问姐姐是在朝鲜哪个地方牺牲的。这个作家告诉她，张佩兰没有牺牲，还在北京。中午讲的，下午“妞子”就买张车票到北京去找张佩兰，到了民政部，正好是下班时间，张佩兰刚出来，两人走个面对面，张佩兰一下子就呆住了，喊了声“妞子”，就扑过来了，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站在大庭广众下哭成了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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