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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纵队研究决定，陈孝关禁闭一周，留党察看处分。尤太忠又去纵队说了不少好话，杜义德这才放过了那个小鬼。
我们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都吓得不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要求也很严格。每次行军时，他都要骑着马从头看到尾，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过去纠正。有一次有个司务长，由于年纪大，眼睛不好，白天行军时，他没有看见远处田地里还有一些妇女在干活，就站在路边小便。姚继鸣看到了，立刻把他叫到跟前：“你是哪个单位的？”司务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大咧咧地讲：“警卫连的！”姚继鸣又问：“群众就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没有？”司务长摇了摇头，姚继鸣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家有没有姐妹？你算个人吗？”这个司务长年纪大，被姚继鸣骂得狗血喷头，感到很委屈，当场就被熊得呜呜地哭了。
原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三营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说：
我们刚进大别山时，群众纪律的确不好。大别山的鱼塘比较多，有些部队为了吃鱼，就把人家鱼塘里的水放掉了抓鱼。其实，鱼塘里的水比鱼还重要，老乡种稻子要用。后来上级来了通知，不准在老乡的鱼塘里抓鱼。有个老乡教我们一个方法，牵几头水牛在鱼塘里来回走几遍，把水趟浑，里面的鱼就昏头了，胡乱地往水面上蹿，然后用竹子绑个筏子，下去就可以捉鱼了。老乡说得也很诚恳：“不然你们把水放了，我们以后就没办法种稻子了。”我一听，赶紧让战士们找了老乡几头水牛，把它们赶到鱼塘里，战士们站在鱼塘周围，不让它们上岸，让它来来回回趟，把水搞浑了，果然鱼都露出来了。我也脱了衣服，跳到鱼塘里捞鱼。正在捞着，旅政委李震来了，我忙出来了，脸上、身上都是泥，刚开始他还没认出来是我，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问我：“是谁带着你们在这捞鱼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是我。”李震这才认出来我了，瞪了我一眼：“侯建军，你接到通知没有？”我忙说：“通知是接到了，通知上不是说不能放鱼塘里的水抓鱼吗？我又没放水。”李震很生气：“没放水也不行，你赶快让他们上来！”然后扭头就走了。我穿上衣服回到营部，刚坐下一会儿，李震也转到我们营部来了，见到我就又熊我：“你这个教导员，就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下面的战士以后还怎么带？”我还辩解了一句：“我这是好奇，主要是想看看老乡教的法子灵不灵，他们也同意了。”李震很不高兴：“老乡同意了，以后也不能这么干！”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忙一个劲地点头：“以后不干了，以后不干了！”这时也快吃饭了，我和副营长就留着他在营部吃了饭，那一顿吃的就是我们摸上来的鱼。
六纵整顿纪律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反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到：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当时只有14岁，没有鞋穿，行军时只能赤着脚，几天工夫下来，脚上鲜血淋漓。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外宿营，他偷偷地跑到村庄里，向老乡借了双布鞋。第二天部队出发后，走了半里多路，他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就给班长汇报了：“我给老乡要了双旧鞋。”班长就问他：“你给老乡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班长忙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指导员立即让班长带上郭荣廷回去，把鞋子还给老乡，并给老乡道歉。班长也不忍心郭荣廷赤着脚行军，他把郭荣廷带回到村庄后，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征得老乡的同意，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了下来，算是把这双鞋子换了过来。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是个知识分子，戴着一副500度的近视眼镜。晚上行军时，他就把一块白毛巾绑在通信员的背包上，看着那个模模糊糊的白影子，白的走得快他也走得快，白的走得慢他也赶紧慢下来。平常大家都喜欢和他开玩笑，有次行军，有个干事说：“股长，前面有个水坑，你要跳一下。”杨志一听，忙跳了一步，大家都哄地笑了。杨志也笑了。他虽然和大家嘻嘻哈哈的，但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他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有一天部队行军，他负责带领直属队，部队休息时，正好坐在老乡的甘蔗地里。大家已经走了几十里，口干舌渴。他们就怂恿通信员去“公关”杨志：“杨股长，你渴不渴？”杨志咽了一口唾沫说：“渴。”通信员忙很高兴地启发他：“你知道不知道咱们坐在哪里？”杨志看了一下，说：“我们不是坐在高粱地里吗？”通信员忙说：“这不是高粱地，是甘蔗地，甘蔗又甜又解渴。”杨志一听，警惕地看了一眼通信员：“甜也不能吃！”通信员还有点不甘心：“咱们偷偷地吃一些吧，再走路了也有劲。”杨志一口拒绝：“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说着就站起来，向大家提出了执行群众纪律的要求，结果，直属队没有一个人吃甘蔗，有的渴了，就趴在稻田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这些遵纪行为都受到了群众好评、传扬。
打土豪，分田地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始了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的运动，大别山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民以食为天，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有自尊，命运只能任人摆布。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都是不甘心任人摆布，揭竿而起，但赶走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一个新皇帝，农民依旧没有土地，依旧任人摆布。再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悉国情，熟悉农民的政治集团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动员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接着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力度之大，甚至连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开明绅士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其中刘少白在土改中粮食和房屋也被全部没收，还被上千人批斗，只留下两间破屋栖身，处境十分艰难，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信求助。
１９４７年，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解放军
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虽然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迎合了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使农民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农民成为解放军取之不竭的兵源，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空前壮大。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土改工作的强大威力，土改成为共产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土改刚进行完，标语口号也就刷上了墙：“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然后再发支枪，一批批农民拿着枪就上战场了。再也没有比土改更好的动员参军的方法了。共产党尝到了土改的甜头，也就十分看重这个“革命法宝”，以至于大军所到之处，土改工作也随之展开。
大别山也不例外。但在一定意义上，大别山的土改还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把土改工作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了。毛泽东在以后也接连撰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要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但他对在新区能否顺利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也心存疑虑，刘邓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给野司发来电报，询问新区是否可以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刘邓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找了一部分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领导同志去征求意见。鄂豫皖苏区领导段君毅发表意见说：“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好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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