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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的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张之轩看了看部队带着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
，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1986年，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重访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他们说起这事还很后悔：“当年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有的说：“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1947年10月份，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二营奉命保卫野司，团里很重视。营长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了，一直没配。团里专门派参谋长沈伯瑛跟着我们指导工作。我当时觉得担子很重，因为部队里的解放战士已经达到了70%左右。我和沈伯瑛研究了一下，决定对这件事绝对保密，除了营里干部知道，连连里干部都不知道。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不像是地方土顽。野司要马上转移，我们忙带着部队上了山，没有来得及检查群众纪律。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我报了个假情况，说检查过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事就是查出来了，也无非是给我个通报，处分我一下，但要是野司受到了损失，我就对不起党和人民了，是千古罪人了。我当兵以来，这是唯一报过的一次假情况，欺骗了领导，很不应该，但我以后更注意群众纪律了。
我们是在金寨县过的元旦。平常邓政委没事就把我和沈伯瑛叫去，问问部队情况，有时让我们听听新华社广播，他随身带了个收音机。元旦前一天，邓政委把我们找去，说明天就是元旦，部队集合起来，我去给他们讲讲话，拜一下新年。我吃了一惊，因为部队还不知道自己是在警卫邓政委，野司本身有个警卫团，我们只是负责占领外围制高点。虽说有两个来月了，但也只有排以上干部知道，战士们70%是解放来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对邓政委讲了，邓政委说：“有什么，不都是解放军嘛！”第二天给我们讲了话，说的最多的还是群众纪律。
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指导员阎代举回忆说：
我们进入大别山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宣传和威胁，开始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加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围追堵截，使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在山林里拖着敌人转，战斗频繁，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重武器装备也几乎弃之一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对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能否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表示怀疑。怕苦怕累，发牢骚的人多了起来，个别违犯群众纪律，如偷放群众鱼塘抓鱼吃之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给部队讲话，说明进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鼓舞部队士气，并对一些错误现象，进行了耐心而严肃的批评。1947年10月初的一天，我曾在大别山北麓光山县王家大湾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亲耳聆听过邓政委的讲话。
邓政委首先讲了我们到大别山后取得的初步胜利和全国各大战场形势的变化，接着便谈起了我们当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还着重讲了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他批评了部队中出现的放群众鱼塘水，抓鱼吃等现象。他很生气地说，现在这些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丢在脑后了。敌人在那里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群众一时不明白，有的到现在也不敢回家，你再在那里搞些名堂，群众会怎么看？他们还怎么相信我们？邓政委严肃地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简单的规定，它是我们党政策的体现，是我们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就一定要严肃处理。
1947年12月31日，邓小平和野司几位首长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地区。二纵五旅派出的工作队正好在这一带活动，工作队由纵队民运部长江川负责。江川想到明天就是新年了，大别山生活艰苦，应该给首长们送点礼物，他就准备了一些羊肉、鸡、米花糖等好吃的东西，派人送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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